1939 年 9 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围绕“宪政”两个字，各党派代表吵成一团——有人形容那是“你起我立，火并似的舌战”。
一群读书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拼命喊“宪政”？
因为抗战前几年，国民党虽然名义上是训政，实际上是一党专制。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想参政，没有开口的通道。于是 1939 年这次会议后，各党派一致要求“制宪、行宪”，并促请国民党承诺在 1940 年 11 月召开国民大会——这就是“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开端。
运动里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面对这场声势，有人提出：宪政“不能单赖政府、国民参政会之努力”，更要“全国人士、社会各方面的负责者，共同负责，共同努力”，而这“需要民间有一个广大的运动”。
意思很明白：宪政不能靠政府恩赐，要靠民间自己推。
正是这股推动力，让民主人士开始向“组织起来”走。1939 年 10 月的宪政座谈会，逐步促成三党三派更集中地联合——紧接着，就有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历史学者李先伦把这个关系讲得很透：民盟与宪政运动是“交织互动”的——第一次宪政运动为统一建国同志会创造了条件；而运动的失败，又促使它进一步发展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可以说，没有宪政运动，就没有民盟。
可第一次宪政运动后来失败了。“五五宪草”的修改不了之，国民大会也被国民政府一句“交通不便”取消。
这次失败反而让中间党派看清一个事实：光靠喊、靠请愿不够，必须进一步团结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于是，1941 年 3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那是后话，也是本系列下一段要讲的了。
资料来源
- 李先伦《论 40 年代两次宪政运动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
-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四次会议有关宪政的记载（参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系列文章说明
本系列文章供民盟盟员，尤其是新入盟的盟员学习民盟史使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等主要历史资料，以及李先伦、邱钱牧、包爱芹等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系列文章由孙攀河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