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重庆。抗战已进入第三年，一群身份各异的人常在一起碰面——有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有大学教授，有办报的，有搞乡村建设的。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党派，却越来越觉得“得做点什么”。
为什么讲民盟要从 1939 年讲起，而不是从 1941 年民盟成立讲起？因为民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源头，是一群人在 1939 年组成的“统一建国同志会”。
先说当时的环境。1939 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还在，但国民党仍以执政党身份坚持一党训政；这年之后，国民党加紧限制中共和其他政治力量，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形成第一次反共高潮，许多进步人士受到迫害和威胁。
正是在这股压力下，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邹韬奋等人，把无党派、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力量组织了起来。他们定会章，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帜志；立信约，其中一句是——“吾人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并严格反对一切内战”。
须知，这还不是一个政党。统一建国同志会更像一张“联络网”，把原本分散的民主人士和中间党派连起来，让他们能在公共舆论和参政会里抱团发声。它没有自己的军队，也不受国民党直接控制，更不是中共的组织。
换句话说，他们是国共之外，新出现的一个“第三方面”。
这批人起先是“互相认识”，还没“一起行动”。但联合的种子，就在 1939 年种下了。至于它后来如何一步步变成“中国民主同盟”，那是本系列后面要慢慢讲的故事。
资料来源
- 《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1939 年 11 月，《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 李先伦《论 40 年代两次宪政运动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
系列文章说明
本系列文章供民盟盟员，尤其是新入盟的盟员学习民盟史使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等主要历史资料，以及李先伦、邱钱牧、包爱芹等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系列文章由孙攀河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