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本篇导读
明治前二十年，先以“文明开化”之名砸掉孔子像，又借《教育敕语》把忠孝请回课堂。破与立殊途同归——把儒学从“学问”变成塑造顺服臣民的“国民道德”。
1872 年（明治五年），日本颁布《学制》，宣告新的国家教育体系诞生。在这份文件里，旧式学问被痛斥为”词章记诵之末”、”空理虚谈之流”——矛头直指儒学。
随后几年，日本的旧教育机构——藩校、私塾、寺子屋——相继关闭，儒学家们一夜之间失去饭碗。更令人唏嘘的是物质层面的破坏：一些地方废佛毁释的风潮波及孔子，孔庙被拆，孔子座前”十哲”的塑像被推倒砸毁。
补充一点。明治早期日本人在“文明开化”的狂热下大量甩卖中国文物、典籍。时任驻日使馆随员的杨守敬等人为保护中国古籍孤本、善本，在日本大量收集中国古书，并在日本刊印传播。他的藏书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处。另外，杨守敬也是金石书法大家，曾在日本大量传播碑帖，被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父”。
一个以”忠孝仁义”立国传统著称的国家，正在亲手砸掉自己供奉了两百多年的圣人。
然而，仅仅十几年后，1890 年，明治天皇颁布了一道敕语。这道敕语要求全国学校的师生背诵、奉读，内容却开篇就是”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满纸儒家的忠孝与德目。
孔子被砸了，又被请了回来。
这二十年里，明治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砸：文明开化下的”反儒”
（东京汤岛圣堂内孔子塑像）
明治维新后，日本上下弥漫着一种紧迫感：西洋太强了，要赶上它，必须彻底改造。
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残酷的比较：中国学儒学学了几千年，结果被西洋打得一败涂地；日本要想不重蹈覆辙，就必须与”落后”的旧学问决裂。在这种氛围下，儒学被贴上了”封建””无用””空理虚谈”的标签——它代表的是江户的旧秩序，是武士的旧道德，是阻碍日本进步的历史包袱。
福泽谕吉（ふくざわゆきち）是这场”反儒”运动中最响亮的名字。他创办明六社（以明治六年得名的启蒙团体），写《劝学篇》《文明论概略》，大力提倡”实学”——实用的学问——反对儒学那种”修身养性”的空谈。他批判封建身份制，主张”一人独立则一国独立”，要日本人摆脱对权威的依附、建立独立自尊的人格。
福泽的批判确有它的价值：他冲击了等级观念，推动了近代思想的传播。但他对儒学的批评并不总是公允的。在他笔下，中国和儒学几乎成了”停滞””落后”的代名词——这种判断，与其说是深入研究后的结论，不如说是他为推行”全面西化”路线而竖起的靶子。先射箭、后画靶，批评儒学是为了证明”文明开化”路线的正确，至于儒学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少有人细究。
空出来的位置：国家需要新的道德
（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演讲图）
如果明治政府只是想”去儒”，事情就简单了。但麻烦在于：砸掉旧道德容易，建立新道德很难。
日本毕竟是一个有两千多年神道传统、两百多年儒教传统的国家。学校可以学西方的数理化，法律可以抄西方的法典，军队可以照西方的编制——但人心不能真空。一个近代国家需要学校、军队、法律，也需要一套能进入家庭、进入儿童、进入日常生活的道德语言。没有这套东西，国民就只是一群学技术的人，成不了”国民”。
更紧迫的是政治压力。1880 年代，文明开化浪潮带来的自由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民众要求开设国会、实现民主。明治政府感到威胁：如果放任这种思潮发展，天皇制的根基都可能动摇。用什么来对抗”自由””民权”这些危险概念？答案是：传统的忠孝伦理。
于是，明治政府的政策开始转向。批判儒学的声音还在，但政府内部”再用儒”的势力已经抬头——他们的目标很明确：用儒家的忠孝来塑造顺服的臣民。
复古派的出击：《教学大旨》与西村茂树
这场转向的先声，是 1879 年（明治十二年）的一份文件——《教学大旨》。
这一年，天皇的侍讲、宫廷儒者元田永孚（もとだながざね）代天皇起草了《教学大旨》，公开挑战”文明开化”的教育路线。文件说得很直接：”教学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国民教育的根本不是西学，而是孔子的道德。元田是明治天皇身边最重要的儒臣，他代表着一条与福泽完全相反的路线：以儒教为国教，以天皇为道德中心。
比元田更系统化的是西村茂树（にしむらしげき）。他在《日本道德论》中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日本道德的基础是两个”世教”——儒学与西方哲学——但要以儒学为主、以西学为辅。为什么要儒学为主？因为儒学讲忠孝、讲名分，最适合用来培养忠于天皇的国民。西村并不反对近代化，他甚至也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但他的”道德论”在实践中被国家权力吸收，成了巩固天皇制的思想工具。
回头看，这一阶段是明治”用儒”的转折点：儒学不再作为”学问”被讨论，而是作为”道德”被国家征用——它要承担的任务，从”解释世界”变成了”塑造臣民”。
层层加码：《教育令》到《幼学纲要》
（元田永孚照片）
政策的转向一步一步落实。
1880 年，明治政府修改《教育令》，明确规定”修身”科要”以忠孝仁义为本”，把儒家道德写进学校的课程表。
1882 年，元田永孚奉天皇之命编成《幼学纲要》，面向儿童教育。这份纲要列举了各种德目，而以”仁义忠孝”为核心——它等于把儒家道德正式变成了国家指定的儿童教材。从这一年起，日本的小学课堂里，儒家的忠孝开始通过教科书进入每一个孩子的头脑。
这一系列动作的逻辑很清楚：先用《教学大旨》在理念上确立”以孔子为主”，再用《教育令》《幼学纲要》在制度上把忠孝编进课程，最后还差一步——一道最高权威的”敕语”，把这一切神圣化。
1890 年：《教育敕语》的诞生
1890 年（明治二十三年）10 月 30 日，明治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
这道敕语全文只有三百来字，却成了此后半个世纪日本国民道德的总纲领。它的起草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政治拉锯：一边是复古派，主张明确以儒教立国；一边是开化派，担心把儒教定为国教会引起宗教冲突、也怕太露骨的外来色彩。最终定稿的文字采取了一种精巧的平衡——全文没有直接出现”儒教”或”孔子”的字样，却通篇浸透着儒家的道德语言。
敕语的内容分几层展开：先以”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开头，把道德的源头归于天皇的祖先；接着列举臣民应当遵守的德目——孝、友、和、信、恭俭、博爱、修学习业、公益世务、遵宪守法、义勇奉公——这些几乎就是儒家伦理的条目；最后以”此道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收束，宣布这套道德不是外来学说，而是皇祖皇宗传下来的”国体之精华”，要求”子孙臣民俱应遵守，通之古今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
这一手非常巧妙。孔子没有被点名，但孔子的道德被完整地装进了”皇祖皇宗之遗训”的框架里；儒学没有被立为”国教”，却成了天皇制国家钦定的国民道德。儒家伦理的终极根据，从”天理”悄悄换成了”皇祖皇宗”——忠的对象，也顺理成章地指向了天皇。
从制度上看，《教育敕语》实现了此前所有铺垫的汇聚：它有了天皇的最高权威，有了学校的日常灌输，还有了仪式化的加持。此后日本的小学在固定庆典上集体捧读敕语，教师须逐字逐句讲解，敕语被印在教科书里、挂在教室里，甚至许多学校专门建造”奉安殿”来安置天皇、皇后的照片（御真影）与《教育敕语》的文本。据说还有教师在奉读敕语时读错了一个字，引咎自尽的极端事例——一道道德文件，被推到了近乎宗教圣物的地位。
井上哲次郎：把儒学变成”学问”再变成”国体”
（井上哲次郎照片）
《教育敕语》颁布后，需要一个权威的官方解释，这个任务落到了一位留德归来的学者身上——井上哲次郎（いのうえてつじろう）。
井上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德国学过西方哲学。他奉命为敕语撰写官方注释《敕语衍义》，随后又写了《国民道德论》。他的工作有两面性。
一面是”学术化”：井上把日本儒学当作一种可以系统研究的学问，用近代哲学的方法去整理它。在此之前，儒学在日本要么是幕府的官学，要么是学者的私学，从未被当作”学术对象”认真研究过。井上推动的，正是日本儒学的近代学术化——这个方向本身，为后来日本的儒学、汉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另一面是”国体化”：井上在学术化的同时，把儒家的家族主义忠孝论与从西方学来的”国家有机体说”结合起来。他论证：国家就像一个有机体，天皇是头脑，臣民是手足；忠孝不只是家庭伦理，而是维系这个”国家有机体”运转的黏合剂。家族中的”孝”与国家中的”忠”被他焊接成一体——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忠孝一本”论：在家是孝子，在国是忠臣，而两者之上站着一个作为”家长”的天皇。
井上的这套理论，用最”近代”的学术包装，完成了最”传统”的政治任务：为天皇制国家的绝对权威提供道德论证。儒学至此，完成了从江户官学到明治国民道德的最关键一跃。
从朱子学到国民道德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看看这二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872 年砸孔子，是因为儒学是旧时代的符号，不砸掉它，”文明开化”的新路线就立不起来——这是明治国家的”破”。
1890 年请回孔子，是因为新国家需要一套能塑造顺服国民的道德，而当时日本最现成的道德资源就是儒学——这是明治国家的”立”。
破和立，看似矛盾，实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为了”富国强兵”，都是为了打造一个能对抗西方、扩张东亚、效忠天皇的近代国家。儒学作为”学问”确实衰落了——它不再是士人的经典教养；但儒学作为”道德”却复活了——它变成了国民教育、教科书和《教育敕语》。
江户时代，儒学曾从”教人成圣”变成”教人守位”；到了明治，它又从”教人守位”变成了”教人尽忠”。朱子学当初传入日本时，是一种关于”理”的哲学；明治结束时，它沉淀下来的是”克忠克孝””义勇奉公”这八个字。
这就是本篇开头那个反差的答案：日本不是忽然又爱上了孔子，而是它需要孔子——需要孔子的忠孝来支撑一个它自己设计的天皇制国家。
而这道被神化的《教育敕语》，还将在二十世纪继续它的旅程：从国民道德的总纲，一步步变成军国主义动员的教典。那一段历史，我们下一篇讲。
系列目录：圣人之学到日本之后
从朱子学到国民道德：日本儒学的九次变形
- 日本学走了儒学，却把”革命”留在门外
- 一个还俗和尚的门徒，给四代将军当了儒官
- 把”理”变成神：山崎暗斋和他的严厉门徒
- 忠义之辩：一场复仇让全日本的儒者吵翻了天
- 把”道”从心里搬进制度：荻生徂徕与公私之裂
- 佩里来航前 28 年，一本禁书先写好了答案
- 先砸孔子像，再请孔子回来：明治与儒学的二十年（本篇）
- “华夷变态”：一个书名里的东亚翻转
- 战败之后，儒学去了哪里？丸山、子安与”论语加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