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阅读导语：本文从1860年那场”牛津辩论”讲起，梳理”人”如何被康德、黑格尔一步步抬上神坛，又被19世纪思想家一次次拉下，引出结构主义反对的正是那个”自以为是万物主宰的主体”。
1860 年 6 月 30 日，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刚落成，一场后来被称为”牛津辩论”的大戏就在这里上演。台下坐着成群的牛津学生、神职人员和绅士淑女；台上，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刚发完一通长篇攻击，临了甩出一句著名的嘲讽——问生物学家赫胥黎：你究竟是从祖父、还是从祖母那一支，跟猴子攀上亲的？
台下一阵哄笑和起哄。绰号”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站起来回击：我宁可要一个可怜的猿猴当祖父，也不愿要一个用口才和影响力去嘲弄严肃科学讨论的人当祖父。（这句台词到底该谁先说、谁赢了，历来有争议；但这场吵成一团的大戏，确确实实发生了。）
就在那个下午，”人”——这个被上帝照着自身的样子造出来、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家伙，头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认真地、侮辱性地问了一句：你的祖先，会不会是一只猴子？
先把”人”抬上神坛
可你要明白，在这之前，人类花了好几百年，才把自己抬上那个最高的位置。
近代哲学的起点，是”人”的觉醒。从前，人活在宗教和神的世界里，觉得自己渺小、是被造的，一切意义来自天上。启蒙运动来了，人要摆脱这种蒙昧，要合理使用自己的理性——于是人开始相信：我能认识世界，我能改造世界，我是世界的主人。这就是”人定胜天”那股冲动的由来。
把这个冲动推到极致的，是康德。
康德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他给理性划了界。他说，我们只能认识我们能碰到、能经验到的东西；至于这些东西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最终的、超出经验之外的”底”（物自体），那是我们够不着的。听起来像是在给理性设障碍，可他一转手，却借着这个”够不着”的边界，给”自由””道德”腾出了一块地盘——因为如果一切都被必然规律锁死，哪还有自由可言？康德这一划，其实是在说：人是理性的，是自由的，是能自己给自己立规矩、对自己负责的。
黑格尔比康德走得更远。康德还留着那个”够不着”的底，黑格尔干脆把它否了。他说，理性不仅能认识世界，它本身就是推动世界往前走的那个”原动力”；不是有个高高在上的神在背后安排一切，而是”理性”——也就是人类集体、历史本身的那种能力——在一步步把现实造出来。人，成了创造世界的主体。
到这儿，”人”已经被抬到了顶点：他是理性的、自由的、能认识一切、能创造历史、是世界的主人。这个形象，几乎取代了过去那个高高在上的神。近代哲学，说到底就是一场”人变成神”的过程。
第一波：把”人”从里往外掏空
可正因为把人抬得这么高，19 世纪就来了一波反扑。这波反扑不直接骂人，而是从里面一点点把那个骄傲的”人”掏空。
叔本华先动手。他说，别以为人是靠着理性做决定的。人底下压着一股更原始的、非理性的”生存意志”，那股劲儿推着你活、推着你争，理性只是它的工具。你以为是你在想，其实是那股意志在拽着你走。
费尔巴哈也来了一刀。他说，你拜的神，其实是你把自己的本质——你的力量、你的美好——投射到天上，造出来一个”神”，然后你反过来去崇拜它。不是神造了人，是人把自己的样子放大，造了神。人以为自己在仰望神，其实是在仰望被放大了的自己。
马克思更狠。他说，别把”人”当成一个抽象的概念。你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而是你生活其中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的。工人、资本家、地主、奴隶——这些”人”，是被一套套具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塑造成的。你以为是你在选择怎么活，其实是那套生产方式在替你安排你能怎么活。
这一刀刀，砍的是同一个东西：”人是自主的”。
第二波：连”我”都不再可靠
如果说第一波是从外面（社会、欲望、神）把”人”掏空，那第二波就更扎心——它开始怀疑那个最自以为牢固的”我”自己。
尼采喊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上帝死了”。别误会，他说的不只是宗教里的那位上帝。他说的是：那个曾经给世界定价值、给一切事物一个”意义”和”目的”的超越性东西，没了。从前世界有个统一的答案——神，一切都要围着它转；现在神走了，可人还没想好该靠什么。你以为的”意义”，不再理所当然。
而更让”人”尴尬的是，尼采这句话也在问那个被上帝照着自己样子造出来的”人”：神死了，那个坐在神的位置上、自以为是万物主宰的”人”，还活着吗？他还配坐在那儿吗？
弗洛伊德也来了。他说，你的”自我”，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个完整的、理智的、自己说了算的东西。你底下压着一个”潜意识”，那儿有你的欲望、你的恐惧、你童年被压下去的东西，它们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悄悄替你做着决定。你以为是”你”在做主，其实是那团你看不见的东西在做主。
达尔文则把这件事钉死在了生物学的层面——就是开场那场辩论的源头。他说，你不是什么神造的”万物之灵”，你和大猩猩、和猴子，是同一个祖先分化出来的亲戚。你的祖先，可能真的就是一只猴子。
到这儿，那个骄傲的”人”，已经在外面被掏空（社会、欲望、神），在内部也被拆掉（潜意识、进化）——他既不是自主的，连”他是谁”都成了问题。
为什么偏偏是战后的法国
这些思想，在欧洲酝酿了一百多年。可它们为什么偏偏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法国，烧成了一场燎原大火？
答案，藏在那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里。
如果人类真是那么理性、那么了不起的生物，为什么会造出两场把整个地球拖进地狱的战争？机关枪、毒气、集中营、蘑菇云——哪一样不是”最理性”的人类做出来的？这个质问，成了所有战后哲学的共同土壤：如果理性靠不住，我们到底该靠什么？
战后的法国，正是站在这个伤口上。战争刚结束那几年，法国的哲学舞台是属于存在主义的——以萨特为代表。萨特相信人：人是自由的，人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没有既定本质，要靠自己的选择去成为自己；历史也不是什么命中注定的剧本，而是人用行动一步步创造出来的。对经历过抵抗运动、渴望重建的法国人来说，这套说法既温暖又有力量——它把人的尊严和自由，还给了在废墟里重新站起来的法国人。
可是，等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法国进入战后重建、秩序恢复和繁荣阶段，知识界慢慢开始怀疑萨特了：人真的那么自由吗？历史真的在”进步”吗？萨特那套”人能创造自己、创造历史”的信念，会不会只是人在得意忘形时的一种自我安慰？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结构主义就登了场。
反对的不是”人”，是”主体”
这里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区分，必须讲清楚，否则整篇都会误解成”结构主义恨人类”。
结构主义反对的不是人本身，而是近代哲学里那个”作为自由、能动、创造历史主体的人”的观念。
换句话说，它不否认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人”存在；它反对的是那个被抬上神坛、自以为是宇宙中心、觉得自己能自由创造一切的”人”。你仔细看，前面那些批判——从叔本华到马克思再到弗洛伊德——早就开始动摇这个”主体”了。结构主义只是接过了这把刀，而且砍得更狠、砍得更像一门科学。
萨特说：人是自由的，人能自由地选择、自由地创造历史。
结构主义者说（以列维-斯特劳斯、以他那本讲”野性的思维”的书为代表）：等等。你所谓的历史”进步”，所谓的历史”目的”，会不会只是西方人自己的一个信仰？退一步讲，就算真有”进步”这回事，最值得研究的也不是那个终点，而是不同文化里那些相对稳定、一直没怎么变过的结构——亲属、神话、分类系统。人自以为在自由思考，可这些结构，早就替他安排好了他在按什么方式想。
列维-斯特劳斯用”野性的思维”还顺手做了一件事：他拒绝把非西方社会放在文明等级的低端。所谓”原始思维”，在他看来不是低级思维，而是另一种同样严密、同样能分类能组合的理智。这既是在拆”人是中心”，也是在拆”西方是中心”。
所以，结构主义真正要推翻的，是那把”人”坐了几百年的椅子——那个让”人”自以为是起源、是中心、是意义的创作者的位置。
人不是被消灭，是被换了个位置
回到开场那场辩论。
那场大戏问的是：你的祖先是不是一只猴子？——它把”人”从宇宙中心的位置上，轻轻拽了下来。
而结构主义走得更远：它干脆不纠结”人”了。它说，别再一门心思问”谁在认识、谁在创造、谁是历史的主人”，先问一句——那套让”人”能说话、能思考、能成为自己的系统，到底是怎么构成的？
这不是对人冷血，而是换了个提问的起点。从”人”出发，你看到的是一个个自由的主体；从”系统”出发，你看到的是一张张把人安放进去的网。那个自以为是意义主人的”人”，被挪到了这张网上：他不是意义的源头，而是结构的承载者。
一句话：结构主义接过了对”人”的批判，但没有停在”人很有限”，而是伸手去问——那套让”人”有限的系统，究竟是怎么构成的？
人不是被消灭了，是被换了个位置。而这个”结构”，一旦被拎出来，就要被搬到语言之外，去解释亲族、神话、文学、梦、国家、知识——那又是后面所有章节要一路看下去的事。
系列目录
- 为什么今天还要讲结构主义
- 索绪尔：语言学的操作系统
- 什么叫结构
- 结构主义反对什么（本篇）
- 列维-斯特劳斯：把语言学搬进人类学
- 罗兰·巴特：符号学与作者之死
- 拉康：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
- 阿尔都塞：结构与意识形态
- 福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
- 结构主义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