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系列文章说明
本文是「近现代日本服饰变迁史」昭和前期篇第 3 篇，也是全系列第 13 篇。昭和前期篇共 4 篇，讨论都市摩登文化如何在经济危机、帝国扩张与战时体制中被压缩和改造。
阅读导语
李香兰与中国风为何成为帝国想象的一部分，而扩张战争又怎样将时尚逐步挤压为被警惕的奢侈？
四、李香兰与中国风：帝国想象中的服装
（李香兰=山口淑子）
（李香兰=山口淑子主演电影《上海之夜》剧照）
（李香兰=山口淑子的电影剧照）
昭和前期的日本服装史中，李香兰是一个绕不开、但又必须谨慎处理的节点。
李香兰（1920-2014），本名山口淑子，出生于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她在中国长大，说得一口毫无口音的中文，1930 年代被满洲映画协会（满映）发掘，成为中日两国都极具人气的电影明星和歌手。日本投降后她一度被认为是“汉奸”遭逮捕，但其后证实日本人身份被判无罪遭遣返。返日之后作为影视、电视台主持人活跃在日本社会，后当选自民党国会议员成为政治家。2005 年曾发文批判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在服装史上，李香兰的意义在于她的银幕形象。她在满映和日本电影中经常扮演中国女性，穿着旗袍、披着纱巾，梳着特定的发型，在上海、苏州、北京或满洲的布景中走动。这些形象在当时的日本非常受欢迎——她的电影场场爆满，她的歌曲传遍全国，她的照片出现在杂志封面、电影海报和商品广告上。
随之而来的，是一股”中式服装”（中国服）的流行风潮。日本女性——主要是都市年轻女性——开始模仿李香兰的银幕穿搭：旗袍式的连衣裙、中式立领、纱巾、中式花纹的面料。这种现象在服装史上有多重意义，每一重都需要单独审视。
第一重是审美。旗袍——作为中国 1920-1930 年代经过改良的现代女性服装——的剪裁和廓形确实具有独特的审美吸引力。它的立领突出了颈部线条，侧开衩在行走时露出小腿，贴身的剪裁展现了身体曲线，丝绸面料的光泽和花样刺绣的精致则有别于日本和服的美学传统。日本女性被旗袍吸引，在一定程度上是纯粹的审美选择——它好看。
第二重是文化交流。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服装互相影响，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奈良和平安时代，日本的服装就深受中国唐代服饰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和商人在日本的活动、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两国间的文化产品交换，都使服装审美在不同的方向上流动。日本女性穿中式服装，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跨国文化流动的一部分，不应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选择。
但第三重——也是不可回避的一重——是帝国政治。
李香兰的银幕形象，不是对一个真实中国的如实呈现。她所扮演的中国女性，是经过满映这个日本控制的电影机构精心挑选和包装的。银幕上的中国——上海、苏州、北京——被处理成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可消费的视觉世界。旗袍的丝绸、纱巾的飘逸、音乐的婉转、场景的雅致，都在向日本观众传递一个特定的”中国”形象：美丽、温柔、异国情调、可以被占有和欣赏。但这个形象与当时日本军队正在中国进行的军事侵略和殖民统治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
李香兰本人处在两种身份的交界处——她是日本人，但在银幕上扮演中国人；她在中国出生和成长，但服务于日本的电影工业和政治宣传。战后她在中国被视为”汉奸”，这种判断虽然带有政治清算的色彩，但也触及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在帝国扩张的时期，一个跨越国族边界的文化偶像，其政治含义是无法被”审美”单独覆盖的。
服装在这里有一种危险的轻盈。一件旗袍可以很美，一个女性穿上旗袍可以觉得自己变得优雅而特别。她可以在百货店里买一件中式花纹的面料，回到家里按照杂志上的款式自己做一件旗袍式连衣裙，然后在朋友面前展示——整个过程看起来与政治毫无关系。但在 1930 年代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她穿的这件”中式服装”，恰好发生在一个日本正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时代。这件衣服的政治含义，不是由穿着者的意图单独决定的，而是由穿着者身处的历史结构决定的。
这不是说穿中式服装的日本女性就是”支持侵略”——那样的判断太粗暴，也缺乏证据。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帝国扩张的时期，”异国情调”从来不是中性的。将殖民地或被侵略地区的文化元素转化为”时尚”，这个行为本身就包含了权力的不对称——你为什么可以轻松地穿上另一个民族的服装去消费它的美感，而那个民族正在被你的国家侵略？这种不对称不一定是穿着者有意识的，但它存在于历史结构之中。
因此，本章对李香兰和中式服装风潮的处理，坚持一个基本立场：审美事实和政治事实同时存在，不能互相取消。李香兰在银幕上是美的，她的服装引发了真实的审美模仿——这个事实应该被承认。但她的美是在帝国的电影工业中被制造出来的，她的流行建立在”日本观众观看一个被美化的中国”的殖民凝视之上——这个事实同样应该被承认。两重事实一起构成昭和前期服装史的真实——不是纯粹的审美史，也不是纯粹的政治批判史，而是在帝国阴影下，审美与政治纠缠不分的复杂记录。
五、被挤压的时尚：从九一八到”奢侈是敌人”
（1940 年代开始日本街头“奢侈是敌”的宣传标语）
（1940 年代开始日本街头“奢侈是敌”的宣传标语）
（战时日本民众的生活）
1931 年 9 月 18 日，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随后侵占东北全境。这是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的开端。1937 年 7 月 7 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进入全面侵华战争。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英美开战，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全境。
这三次战争升级——1931、1937、1941——每一次都进一步压缩了民间服装的生存空间。战争不是一下子就把时尚消灭的，而是逐步逐步地把它的空气抽干。
九一八事变后的 1930 年代前半期，服装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经济层面。战争带来了军事开支的增加，政府财政向军需倾斜，民间的物资供应开始收紧。但在这个阶段，政府还没有直接介入民间服装的管理。摩登女孩的短裙和口红仍然在银座可见，《装苑》仍然在每期介绍巴黎的新款。时尚还在——但它周围的空气已经开始变稀薄。
七七事变是一个转折点。全面侵华需要动员远大于九一八事变的资源——兵员、武器、粮食、布料、金属、燃料——都需要从民间经济中抽取。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要求国民在生活的各方面”节约””勤劳””朴素”。服装是这个动员中最容易、也最视觉化的目标。
1937 年后，”奢侈是敌人”（贅沢は敵だ）成为官方口号。这句口号最早是道德劝诫——”在国家困难的时候，个人不应该铺张浪费”。但它迅速从道德劝诫变成了具有强制力的社会规范。政府通过行政通知、媒体宣传、邻里组织和妇女团体——特别是”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对民间服装实施软性管制。鲜艳的颜色被视为浪费染料，宽大的袖子和下摆被视为浪费布料，频繁更换衣服被视为不爱国。一个女性如果穿着过于华丽的和服走在街上，可能会被国防妇人会的成员拦住”劝告”。这种劝告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中，被拦下来本身就是一种羞辱——一种公开的”你的衣服不道德”的标记。
服装的评价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明治以来——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有史以来——”好看”一直是一种正面的服装价值。一件衣服好看，意味着穿着者审美良好、经济充裕、社会体面。但在”奢侈是敌人”的话语中，”好看”本身成了一种道德嫌疑。如果好看是通过”多余的”颜色、面料或款式实现的，那么好看就是奢侈，奢侈就是不爱国。服装的价值被重新排序：第一是节约（用最少的资源实现基本功能），第二是朴素（不引人注目，不主张个性），第三才是实用（保暖、遮体、便于劳动）。”审美”在这套排序中根本没有位置——它如果有，也只在”尽可能朴素”的框架内被允许。
这种评价翻转的影响，远不只是让女性穿上颜色更暗的衣服。它从根本上抽走了时尚的心理燃料——对美的追求、对个性的表达、对新奇的渴望。当时尚无法公开地以”好看”为目标时，它还能以什么形式存在？
《装苑》在 1937 年后的处境极其困难。它的核心价值——推广洋装、介绍巴黎时尚、教授女性如何穿得好看——与”奢侈是敌人”的官方话语正面冲突。1938 年后，《装苑》开始被迫调整内容：巴黎时尚的报道大幅减少（因为从敌国法国的时尚杂志获取内容在政治上已不合适），型纸的设计更强调实用性和节约布料，配色建议转向”朴素””雅致”的方向，服装的用途说明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便于劳动””适合防空””节省面料”等表述。但《装苑》始终没有彻底放弃洋装——即使在战争最严峻的时期，它仍然在刊登洋装的型纸和制作指导。这说明时尚的媒体系统在政治压力面前有一层韧性：它可以被挤压，但不容易被根除——只要还有女性在阅读，只要还有女性在按照型纸做衣服，时尚就以最微弱的方式延续着。
男性的服装在这一时期经历的变化相对简单。1930 年代，普通男性的日常服装仍然是和洋并存的格局——外出工作时穿西装或制服，回家和休闲时穿和服。但随着军国主义氛围的增强和征兵范围的扩大，军装的可见度急剧上升。街头、车站、学校、工厂——到处都可以看到穿军装或类似军装的男性。军装从”军人的服装”变成了”男性公共空间中最常见的服装之一”。这种视觉饱和，为 1940 年国民服令的颁布做好了心理准备。
昭和前期篇目录
- 11｜昭和前期篇 1：摩登的春天
- 12｜昭和前期篇 2：电影、装苑与大萧条
- 13｜昭和前期篇 3：李香兰、中国风与“奢侈是敌人”（本篇）
- 14｜昭和前期篇 4：国民服令与时尚的变形存活
上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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