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系列文章说明
本文是「近现代日本服饰变迁史」昭和前期篇第 4 篇，也是全系列第 14 篇。昭和前期篇共 4 篇，讨论都市摩登文化如何在经济危机、帝国扩张与战时体制中被压缩和改造。
阅读导语
国民服令与日式灯笼裤如何将服装纳入国家体制，而时尚又以何种方式在限制中继续存活？
六、服装的国家化：国民服令与日式灯笼裤
（战时国民服男性式样）
（战时国民服女性式样）
（国民服的宣传品）
1940 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服令”。这是日本服装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国家干预——政府不再满足于通过道德劝诫和社会压力来影响民间服装，而是直接通过法律规定了男性国民应该穿什么。
国民服令规定的男性标准样式——”国民服”——是一种接近黄绿色军装的服装：立翻领上衣、四个口袋、收腰剪裁、长裤。颜色限制在茶色、卡其色（カーキ色）和深蓝色等朴素色调，面料必须是棉布或混纺以节约羊毛。国民服可以覆盖日常通勤、办公室工作和半正式社交等场合，但不能完全替代礼服（正式场合仍允许穿西装）。它的设计意图是清楚的：让普通男性的日常服装在视觉上接近军服，从而让整个男性国民的身体呈现统一的、准军事化的外观。
国民服令不是强制所有男性在所有时间都必须穿国民服——它允许”现有服装的继续使用”，也允许在特殊场合穿其他服装。但”被允许”不等于”不受压力”。当一个男性走在街上，看到周围越来越多的人穿着国民服——邻居、同事、电车上邻座的人、邮局窗口后面的职员——他穿西装或和服就不再是”正常”的，而变成了”扎眼的”。这种社会压力比法律强制更加有效：不是”你必须穿”，而是”你不穿会很奇怪”。
女性没有受到同等法律强制力的服装管制。政府确实制定了”妇人标准服”（婦人標準服）——一套标准化的女装方案，包括类似于国民服的女式上衣搭配裙子的组合——但它的普及程度非常有限。女性服装的多样性（和服、洋装、混搭）、女性身体与家庭杂务的复杂关系、以及政府在女性服装方面的推行力度不足，都使妇人标准服在现实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
但另一种女装标准——不是由法律而是由战争条件强制推行的——在实际生活中广泛普及了：日式灯笼裤（もんぺ）。
（战时日本男女的一般着装，男性国民服，女性日式灯笼裤）
日式灯笼裤原本是一种地方劳动服——在日本的农村地区，女性在田间劳动时常常穿着宽松的束脚裤，以便于弯腰、搬运和行走。它的裤形宽松，裤脚收束，通常用棉布制作，可以与和服上衣搭配。在普通都市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日式灯笼裤在战前几乎没有出现过——它被看作”乡下女人的衣服”，与都市的体面和时尚毫无关系。
战争改变了一切。
1941 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进入对英美全面战争。美军的空袭从 1944 年开始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城市。城市女性需要在空袭警报响起时迅速穿上衣服，跑向防空洞。她们需要在废墟中行走、搬运水和食物、帮助伤员、清理瓦砾。和服在这些条件下几乎无法使用——下摆限制步幅，袖子容易被勾住，多层穿法需要时间，丝绸面料被水浸湿后变得更重。日式灯笼裤的实用性在灾难般的日常中变得不可替代。
政府、妇女团体和邻里组织开始大力推广日式灯笼裤。它不是法律强制的——没有任何法令规定女性必须穿——但实际的强制力来自物资短缺和生存需要。布料配给制下，做一条日式灯笼裤消耗的布料远比做一件和服少。防空演习中，穿和服的女性会被训导员批评”不像话”。街头上，穿日式灯笼裤的女性越来越多——不是在审美上接受了它，而是在生存上别无选择。
日式灯笼裤的普及，在服装史上有双重意义。
第一重是功能的胜利——大正以来一直在积蓄的”服装功能化”趋势，在战争压力下达到了顶峰。关东大地震已经证明和服在紧急状态下的危险，但和平时期的日常惯性让和服得以继续存在。战争把”紧急状态”变成了”日常状态”——今天有空袭，明天可能也有，后天也可能有——在这种情况下，功能性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需品。日式灯笼裤完成了大正运动服和大地震后的功能转向未能完成的任务：让功能凌驾于一切——包括审美和传统——之上。
第二重是国家对女性身体的全方位管理。日式灯笼裤不仅便于逃生和劳动，它还让女性的身体呈现一种特定的视觉秩序——统一、朴素、便于被动员和编组。一个穿日式灯笼裤的女性，在视觉上和穿和服的女性完全不同——前者看起来随时可以被组织起来参加劳动或防空演习，后者则仍然保留着属于家庭和私人空间的柔软轮廓。服装在这里不只是功能问题，也是身体政治问题：国家通过日式灯笼裤，把女性的身体从家庭中剥离，纳入了战争动员体系。
但即使在日式灯笼裤的一统天下中，微小的个人表达仍然存在。日式灯笼裤的腰带末端的配色、上衣和裤子的面料搭配、在允许范围内尽量让衣服合身和整洁——这些细节是时尚在极端条件下的残余。它们不是时尚的”胜利”，而是时尚的”存活证明”。证明即使在所有的选择都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时，人类仍然会在可能的缝隙中做出审美判断——这条腰带配这条裤子比那条好看，这块补丁缝在这里比那里更顺眼。
1945 年春，战局恶化到极限。美军对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燃烧弹空袭。布料配给几乎完全枯竭，女性的日常服装退化为最简单的遮蔽——任何能找到的布料，任何能保暖的衣物，任何能让身体不被裸露的东西。更生服——用旧和服、旧军服、旧窗帘、降落伞布改制的衣服——成为民间服装的最后形式。时尚在这最后的阶段几乎完全消失了——不是被禁止，而是没有了空气（没有新布料）、没有了燃料（没有消费能力）、没有了空间（生存优先于一切）。
但它没有被根除。战后篇将讲述，这种被压抑的冲动如何以惊人的速度复苏。
结论：时尚在变形中存活
（战时女学生的水手校服和日式灯笼裤穿搭）
（战时日本女性的日式灯笼裤形象）
（战时日本女性的日式灯笼裤形象）
昭和前期这十九年，时尚走完了一个从繁荣到被挤压到变形的完整弧线。
1926-1931 年的摩登春天里，摩登女孩和摩登男孩在银座街头制造了战前最集中的时尚景观。时尚正在从大正时期”不完全换装中的现代性”走向更完全的自我表达——短发、洋装、口红、高跟鞋，以及与男性共同出现在咖啡馆和舞厅中的身体姿态。电影和杂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服装图像传播到全国，《装苑》的型纸让地方城市的女性也能复制东京和巴黎的款式。时尚似乎正在稳步走向更广泛的普及和更深入的日常化。
但历史没有给这个趋势足够的时间。
1930 年代初的大萧条，从经济层面挤压了时尚的消费基础。1931 年开始的侵华战争，从政治层面收紧了时尚的社会空间。1937 年全面侵华后，”奢侈是敌人”从道德口号变成了具有强制力的社会规范——服装的评价标准发生了翻转，”好看”从正面价值变成了道德嫌疑。1940 年国民服令将男性身体纳入准军装体系。1941 年后全面战争的到来，让日式灯笼裤成为女性的实际标准服——不是因为审美选择，而是因为生存必需。到了 1945 年，时尚的条件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没有新布料，没有消费能力，没有公共空间，只有最基础的遮蔽和保暖。
时尚在这场挤压中变形了。但它没有消失。
它在家庭缝纫机的针脚下继续微弱地跳动——一件旧和服被拆开，布料重新裁剪成孩子的衣服，剩下的边角料做成了一个布包。一个女性在日式灯笼裤的腰带上选择了一条不同于邻居的颜色。一个母亲在给女儿缝制的上衣领口加了一条小小的花边——虽然政府说花边是多余的。这些行为看起来微不足道——它们没有改变服装的基本功能，没有对抗战争国家的命令，没有在公共空间中宣称个人自由。但它们是人类通过衣服表达自我的最小单位。只要这个单位还在，时尚的种子就没有死。
这大概就是昭和前期对”时尚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最终回答。
明治时代证明：时尚不存在时，服装通过制度、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合力发生变化，为未来的时尚铺设地基。大正时代证明：时尚不需要普遍才能存在——1% 的可见性和大量的图像传播就足够让它诞生。昭和前期证明：时尚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现象，它依存于一系列社会条件——经济景气、社会宽容、个人选择空间、媒体传播渠道。当这些条件被剥夺时，时尚会缩小、会躲藏、会变形，但驱动人类通过衣服表达自我的基本冲动不会消失——它会在最小的空间中、用最少的资源、以最不明显的方式继续存在。
战后篇的故事，正是从这个微弱的跳动开始的。当战争结束，当废墟上重新出现布料市场和缝纫机，当《装苑》复刊，当洋裁学校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当时尚的条件被重新一个一个地还给社会——那种被压抑了十五年的冲动将以惊人的力量复苏。下一篇将讲述这个复苏的过程。
昭和前期篇目录
- 11｜昭和前期篇 1：摩登的春天
- 12｜昭和前期篇 2：电影、装苑与大萧条
- 13｜昭和前期篇 3：李香兰、中国风与“奢侈是敌人”
- 14｜昭和前期篇 4：国民服令与时尚的变形存活（本篇）
上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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