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理论解冻与多元史学

系列：近代中国史学史的历程（5/6）

导语

这一篇讨论1978至2010年的史学转向。理论解冻、现代化史观、社会史、城市史、医疗史、思想史、知识史、经济史、边疆民族史、海外中国学和档案政治史共同打开多元史学空间，也让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生代学者成为新的研究主体。

系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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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改革开放初期的理论大讨论：重新检验、重新解释、重新理解主体

1. “八十年代”作为史学重生与重构的时间

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学变化，不能只理解为研究领域扩大、材料增多或学术交流恢复。更深层的变化，是史学的问题结构被重新打开。

第七章所说的新中国早期革命史框架，为近代史叙事提供了强大主线；但到1970年代末以后，史学界开始追问：既有历史结论能否重新检验？历史动力是否只能被表述为阶级斗争？历史规律和人的实践如何结合？史学是否只是政治教育工具，还是应当恢复为有自身规范的知识活动？

郭震旦《“八十年代”史学谱》把这一时期概括为“重生”与“重构”的双重过程，颇能说明其史学史意义。

所谓“重生”，是指史学从“文革”后高度政治化、教条化的束缚中恢复知识身份，重新取得材料、问题和讨论的空间。所谓“重构”，则是指史学在真理标准讨论、历史发展动力讨论、历史创造者讨论、史学危机、方法论热、西方史学理论引进和社会史复兴中，逐渐形成新的范式结构。

因此，本章不把1978至1980年代只理解成第九章多元史学的前奏，而把它视为一个独立的史学理论转折期。它所解决的，不是某一个专门史领域的问题，而是史学能否重新成为史学的问题。

2. 真理标准讨论：历史结论也要接受实践和事实检验

1978年前后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核心，直接冲击“两个凡是”的思维方式。

对史学而言，这场讨论的意义不在于提供某种具体史学分期，而在于改变历史判断的合法性来源。既有结论、权威叙述和政治定论，不再能够天然免于检验；历史研究必须重新面对事实、材料、实践后果和社会经验。

这对史学重建具有基础意义。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性质、革命与改良关系、近代化问题、阶级分析的适用范围、文化传统的评价，都在新的理论氛围中获得重新讨论空间。

真理标准讨论不是狭义史学事件，却为史学恢复问题意识提供了前提。它使史学界能够从“结论先行”转向“材料与实践检验”，从“服从定论”转向“重新说明根据”。

郭震旦所说“冲破现代经学牢笼”，正可放在这里理解。所谓“现代经学”，并不是指传统经学本身，而是指把某种理论话语教条化、神圣化、不可讨论化的知识状态。真理标准讨论使历史研究重新获得怀疑、辨析和修正的权利，这就是八十年代史学“重生”的思想前提。

3. 黎澍、《历史研究》与反教条主义的史学开端

如果说真理标准讨论提供了总体思想背景，那么史学界内部的拨乱反正，则需要具体刊物、学者和议题来推动。郭震旦特别强调黎澍及其领导的《历史研究》在反封建、反教条主义中的作用。

这里的意义不只在于发表了若干文章，而在于史学界开始主动清理“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遗留的解释方式，重新讨论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评价标准。

黎澍相关论述所提出的问题，集中在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个人作用、阶级观点和历史评价等方面。这些问题看似仍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展开，实际上已经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使用方式。

过去，唯物史观容易被简化为若干固定命题；八十年代初的史学讨论则要求重新解释这些命题的适用范围。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并不等于可以取消具体个人、制度、文化、知识和偶然性的作用；阶级观点重要，并不等于任何历史现象都只能被归入阶级斗争。

这种反教条主义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从僵化教条中解放出来。它为后来的历史动力讨论、主体性讨论和社会史复兴提供了史学内部的通道。

4. 历史发展动力讨论：从单因解释到复合动力

1979年前后以《光明日报》等平台为中心的历史动力问题讨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史学理论重建的关键环节。讨论围绕“什么推动历史发展”展开，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人民群众、英雄人物、地理环境、民族关系、文化传统、制度结构等多种因素之间的关系。

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推动史学从单一阶级斗争动力转向复合解释。阶级斗争仍然可以是阶级社会的重要动力，但不能被抽象地提升为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唯一钥匙。

生产力发展、制度变迁、文化观念、科学技术、民族关系、国际环境和社会实践，都可能在具体历史中发挥作用。恩格斯所谓多种力量交错形成“合力”的思想，也为这种复合解释提供了理论资源。

从史学方法看，这一讨论促使研究者把历史动力从口号还原为分析问题。比如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只说“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动历史”，还要说明经济结构如何变化，地方社会如何回应，知识分子如何选择，国际体系如何施压，国家制度如何失灵或重组。

后来现代化史观、社会史、区域史、经济史、城市史和思想史的兴起，都与这种复合动力空间有关。

5. 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与历史创造者问题

198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把人的实践、主体性和历史创造重新带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史学思考。过去的历史解释如果过分强调客观规律，容易把人变成规律的执行者；实践唯物主义则强调，人通过实践改变自然、社会和自身，历史是主体实践与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过程。

这对史学有直接影响。史家开始更重视人的能动性、地方社会实践、知识分子选择、制度执行过程和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历史不再只是结构决定的结果，也不是英雄人物任意创造的舞台，而是结构、制度、观念、利益、情感和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

历史创造者讨论与实践唯物主义之间，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呼应：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不能被抽象化，必须在具体实践、组织形式、生活世界和社会关系中展开。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八十年代史学会同时出现两个方向：一方面继续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积极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系统论、现代化理论、西方史学理论等新方法。

二者看似不同，其实都在回应同一问题：如何摆脱单一公式，重新解释具体的人及其历史实践。

6. 史学危机、史学理论学科化与方法论热

到1980年代中期，史学界开始讨论“史学危机”。这种危机并不只是读者减少或学术出版困难，而是史学与转型社会之间发生了错位。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题转向经济建设、现代化、开放和制度转型，而既有史学体系仍在很大程度上沿用战时和革命时期形成的问题结构。史学如果仍只围绕政治斗争和革命合法性展开，就难以解释新的社会经验。

郭震旦《“八十年代”史学谱》把这一阶段视为“重构”深化时期，原因正在这里。

史学危机迫使学界反思：历史学的知识性质是什么？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是否应当区分？历史认识论、历史编纂学、历史叙事、方法论建设是否应当成为独立问题？

198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理论讨论会、方法论文章、西方史学理论译介和跨学科方法的引入，说明史学界不再只满足于写出正确结论，而开始追问历史知识如何成立。

这一变化与前文反复强调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同一性”相呼应。史学理论不是外在于史学实践的抽象哲学，而是在史家如何选择材料、组织叙事、解释因果、评价人物、处理主体和结构关系时具体呈现出来。八十年代的意义，正在于这种理论自觉被重新激活。

7. 社会史复兴、系统论与中国中心观

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社会史复兴。社会史把研究对象从政治事件、革命组织和精英人物扩展到普通民众、家庭、社区、日常生活、民间信仰、社会组织和区域结构。它并不必然反对革命史，而是把革命史未能充分解释的社会基础重新揭示出来。

换言之，社会史要求史家回答：革命、国家和思想究竟发生在怎样的社会肌理之中？

与此同时，金观涛、刘青峰的“超稳定系统”理论，苏秉琦与安志敏围绕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与“中原中心”讨论，柯文“中国中心观”的译介与接受，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影响，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都显示八十年代史学已不再由单一问题主宰。

系统论提供结构模型，考古学改变文明起源叙事，海外中国学要求从中国内部视角理解中国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帮助史家进入基层社会。

这些新方法和新问题有时也带来新的风险，如宏大模型可能遮蔽细节，方法热可能流于概念移植，去意识形态化可能被误解为完全无立场。

但它们共同说明，史学已经从单线叙事进入多元问题场。第九章所讨论的现代化史观、社会史、海外中国学、档案政治史等，正是在这一八十年代重构中获得了理论准备。

8.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从理论解冻到新解释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虽然出版于1992年，但它可以看作八十年代理论解冻后形成新解释路径的代表性成果。

该书以“新陈代谢”解释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既不简单沿用“三次革命高潮”的政治叙事，也不把现代化理解为单向西化，而是试图说明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旧制度和新制度、外来冲击和内部变化如何相互交错。

陈旭麓的史学理论体现在他的叙事结构中。他强调“史为体，论为用”，也就是说，理论应当服务于历史事实的组织和解释，而不能替代历史事实。

近代中国不是只有革命一条线，也不是只有现代化一条线；它是社会整体的新陈代谢，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精神世界共同变化的过程。这种写法对前一时期革命史框架形成了重要补充，也为第九章讨论1978至2010年的多元史学提供了自然过渡。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初期理论大讨论的真正意义，不是简单“否定过去”，而是恢复史学的自我更新能力。它要求历史结论接受事实和实践检验，要求历史动力分析摆脱单因解释，要求历史主体从抽象人民回到具体实践，要求史学理论重新进入史学研究本身。正是在这一基础上，1978至2010年的多元史学才成为可能。

本章整理表

名称	摘要
两个凡是	真理标准讨论所针对的思想背景，体现权威结论不可检验的思维方式。
光明日报	真理标准和历史动力问题讨论的重要公共平台。
胡福明	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关，是思想解放的重要入口人物。
黎澍	改革开放初期史学拨乱反正和反教条主义讨论的重要推动者。
王学典	八十年代史学谱系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学者。
实践唯物主义	强调实践、主体性和历史创造，影响改革开放后史学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	在改革开放后被重新解释和去公式化，推动历史动力和主体性讨论。
史学危机	1980年代中期史学界面对社会转型和旧范式失效时形成的自我反思议题。
社会史	八十年代后最具代表性的新趋势之一，转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和基层社会。
金观涛	以“超稳定系统”等理论参与八十年代史学方法和结构解释讨论。
超稳定系统	用系统论解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和周期性变化的代表性模型。
柯文	“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之一，推动从中国内部视角重新研究中国历史。
中国中心观	海外中国学影响中国史学的问题意识之一，强调从中国自身脉络解释中国历史。
陈旭麓	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展示理论解冻后近代史综合解释的新路径。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陈旭麓代表作，以“新陈代谢”解释近代中国社会整体变迁。

九、1978至2010年的多元史学：从总体史松动到新问题、新材料和新作者

1. 从革命史一元框架到多元问题场

本章主要处理1978至2010年间的中国史学变化。这个阶段的关键词不是简单“去革命史”，而是多元问题场的形成。革命史框架仍然具有重要解释力，但它不再能够独占近代中国史乃至整个中国史的全部解释。

现代化、社会转型、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经济史、思想史、知识史、口述史、妇女史、边疆民族史、海外中国学和档案政治史共同进入研究视野。

这种变化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同步。学术交流恢复、档案逐步开放、海外研究译介、学科制度重建、市场化和城市化经验的展开，都使史学获得新的材料和问题。

史家不再只问“革命如何胜利”，也开始问“中国如何转型”、“社会如何变动”、“普通人如何生活”、“制度如何运行”、“思想如何流动”、“国家与地方如何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章承接前一章的理论解冻：八十年代讨论恢复了史学自我更新的能力，1978至2010年的多元史学则把这种能力落实为具体领域、具体著作和具体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本章不再把重点放在上一个时代已经成名的老一辈史家身上。胡绳、陈旭麓、费正清、黄仁宇、余英时等人仍然是理解改革开放后史学转向的背景性人物，但本章重点转向改革开放以后受学术训练、并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研究主体的中生代与较新一代学者。这样处理，更能显示多元史学如何从理论口号变成具体研究实践。

2. 总体史框架的松动：革命、转型与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

改革开放以后，革命史总体框架并未消失，但它开始同社会转型、现代化、制度变迁和地方社会研究并置。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仍然提供两种重要参照：前者保留反帝反封建和人民革命的强主线，后者强调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交错形成的社会新陈代谢。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学者并没有简单重复这两种总体史，而是把宏大问题拆入更具体的研究单元。

黄兴涛《重塑中华》围绕“中华”、“民族”、“国家”等概念重构，说明民族国家问题不仅是政治史问题，也是概念史和文化史问题。

罗志田《权势转移》关注近代士人、学术文化、政治秩序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使近代思想史不再只是观念谱系，而成为权力结构、学术制度和文化心理共同作用的历史。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则从知识、思想和权力的细密关系入手，提示近代中国的思想变动不能只用“大理论输入”解释。

近代中国史学史本身就是知识体系转型的一部分。历史学家不是在一个稳定知识框架内写历史，而是在新的学科、大学、出版、报刊、政党、国家和国际学术网络中重组知识。

史学史因此必须和知识史、学术史、概念史互相结合。史学家写出的并不只是“过去发生了什么”，也在回答“什么可以成为历史事实”、“哪些概念可以组织中国经验”、“学术共同体如何制造权威”。

3. 社会史、城市史、医疗史与日常生活的进入

1978至2010年间，社会史复兴是中国史学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杨念群《再造“病人”》把医疗、身体、制度、社会治理和现代国家建构联系起来，说明“病人”并不是自然给定的对象，而是在医学制度、公共卫生、国家权力和社会观念中被重新塑造的历史主体。

王笛《茶馆》以成都茶馆为入口，把城市空间、日常生活、公共交往和地方社会结构纳入历史解释。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则通过民间信仰、节日仪式和地方社会，显示普通人的日常实践如何构成历史本身。

这些新方向改变了史学材料基础。地方档案、报刊、日记、书信、口述资料、地方志、诉讼文书、商业档案、医学文本、民间文献和城市空间资料被大量使用。

历史主体也由革命政党、国家和精英扩展到普通民众、地方士绅、商人、妇女、患者、移民、城市居民和边缘群体。多元史学由此不是理论口号，而是材料、对象和方法的整体扩展。

4. 经济史、商会史与区域社会研究

改革开放后史学的多元化，还体现在经济史、企业史、商会史和区域社会研究的深化。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把江南区域经济、手工业、市场和制度条件结合起来，重新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马敏《官商之间》、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围绕近代商会、社会组织和国家关系展开研究，使“国家与社会”不再只是理论概念，而能落到商会制度、地方精英、商业网络和社会动员的具体层面。

这一方向使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获得更具体的历史质感。现代化不只是蒋廷黻式外交和国家反应，也不只是陈旭麓式社会新陈代谢的总体概念，而可以落实到企业制度、商业组织、区域市场、地方社会和财政金融网络之中。

经济史、商会史和区域社会研究共同说明：近代中国的历史动力，不只是革命政党和国家制度，也包括区域社会、企业组织、地方精英和经济网络的长期变化。

5. 近现代政治史与档案研究的细密化

近现代政治史在1978至2010年也发生明显变化。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从政党组织、党权结构和党内竞争入手，推动民国政治史从事件叙述转向组织机制分析。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通过档案和过程研究，显示重大政治事件背后存在多方力量、信息差、偶然性和选择空间。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把外交史、国际关系和国家主权问题结合起来，为近代中国国家重建提供制度性解释。

这一路径的共同特点，是把宏大叙事重新放回档案、组织、会议、个人选择、制度约束和事件过程之中。

档案政治史的意义在于修正过于平滑的历史叙事。它可以显示历史过程中的偶然性、复杂性和多重选择，也可以重新评价人物、事件和组织关系。

但档案政治史也需要防止碎片化。如果只停留在细节考证，而缺少总体问题意识，就会失去解释力。因此，1978至2010年多元史学真正成熟之处，应是材料细密化和理论问题意识的结合。

6. 海外中国学、华语史学与中国问题意识的再组织

改革开放后，海外中国学和华语史学成为重要参照。

王明珂《华夏边缘》从族群边界、历史记忆和边疆经验重构“华夏”形成过程，提示民族共同体不是自然凝固的实体，而是在边缘互动、身份叙述和历史记忆中形成。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通过敦煌、丝绸之路和中古中外交流研究，说明中国史从来不是封闭自足的历史，而是在多文明流动中形成自身结构。

海外中国学的意义在于打开视野，也带来问题。它帮助国内学界摆脱单一革命史框架，重视制度、社会、文化、边疆、族群和长时段结构；但其中某些范式也可能带有西方中心、现代化目的论或外部观察者的局限。

国内史学对海外中国学的吸收，最好不是照搬，而是比较、消化和转化。第十章讨论2011年以来当代中国史学时，所谓自主知识体系问题，正是在这种长期吸收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

本章整理表

名称	摘要
黄兴涛	以《重塑中华》代表近代民族、国家和概念史研究路径。
罗志田	以《权势转移》细化近代士人、思想文化、学术秩序和民族国家问题。
王汎森	以《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推动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共同体和权力关系研究。
杨念群	以《再造“病人”》代表医疗社会史、新社会史和身体治理研究。
王笛	以《茶馆》展示城市社会史、日常生活史和公共空间研究的可能。
赵世瑜	以《狂欢与日常》等成果代表新社会史、民间信仰和地方社会研究。
李伯重	以《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推动经济史和区域史问题深化。
马敏	以《官商之间》代表近代商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路径。
朱英	以《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推进近代社会组织与国家关系研究。
王奇生	以《党员、党权与党争》推动民国政治史和政党组织史研究。
杨奎松	以《西安事变新探》等档案政治史研究推动近现代政治史过程化。
王建朗	以《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代表近代外交史和国家主权研究。
王明珂	以《华夏边缘》代表族群史、边疆史和历史记忆研究。
荣新江	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代表敦煌学、中古史和文明交流研究。
1978至2010年多元史学	从革命史一元框架走向社会史、知识史、经济史、区域史、边疆史、档案政治史和海外参照并存。

本篇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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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学史为什么是一部问题变迁史
民国史学如何成为现代学科
战时史学场与救亡时代的历史书写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中国通史叙事
改革开放后的理论解冻与多元史学
当代中国史学的新任务与总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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