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学的新任务与总体判断

系列：近代中国史学史的历程（6/6）

导语

这一篇收束全系列：2011年以来，中国史学面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回应全球史学史、参与世界历史解释、发展青年写作与公共史学的新任务。最后从事实与史观、考据与解释、学术自主与现实关怀等张力中，概括近代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变迁。

系列位置

上一篇：改革开放后的理论解冻与多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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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11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史学：新一代写作、自主知识体系与全球史互动

1. 时代背景：历史信心与史学任务的变化

2011年，中国 GDP 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件并不只是经济指标变化，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对自身历史位置的理解。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在“落后挨打”、“追赶西方”、“学习先进”、“现代化焦虑”中理解自身。

2011年前后，中国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不再只是世界体系中的被动追赶者，而是全球秩序、文明对话和世界历史解释中的重要主体。

这种历史信心对史学界影响深远。史学不再只承担解释落后、革命和追赶的任务，也需要解释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连续性、中华民族共同体、世界史中的中国经验、全球史中的非西方主体和中国特色史学知识体系。

过去的史学常常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当代史学越来越需要问“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如何形成理论”、“中国如何为世界历史理解提供新概念”、“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前列”。

当然，历史信心不应变成简单自我赞美。真正成熟的史学自信，应建立在材料规范、理论创造、文明比较和国际对话之上。2011年以来当代中国史学的时代任务，是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可解释、可讨论、可比较、可进入世界学术体系的历史理论，而不是把中国特殊性变成封闭口号。

2. 新一代历史写作：学术训练、叙事能力与公共传播

与前一阶段相比，2011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史学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多元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综合解释、公共表达和自主问题意识。这里把目光转向更年轻的研究者和近年产生影响的新作品，不再重复上一时代已经充分讨论的名家。

罗新《漫长的余生》以一位北魏宫廷女性王钟儿的生命轨迹为线索，把墓志、制度、宫廷政治、迁徙、性别和个体命运结合起来，显示学术研究可以通过历史非虚构方式进入公共阅读，同时保持对材料和语境的尊重。

李硕《翦商》则以商周之变、人祭衰落、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互证为中心，把上古史写成兼具问题意识和叙事张力的公共历史作品。

二者的共同意义在于：当代史学不再满足于专业论文内部循环，也开始探索如何把复杂史料转化为具有公共解释力的历史叙事。

这种写法也带来新的要求。历史非虚构不能以文学效果替代证据链，公共传播不能以戏剧化代替学术判断。它真正可贵之处，是把材料意识、问题意识和叙事能力结合起来，使普通读者能够理解历史研究如何从零碎史料中重建复杂世界。

3. 青年中古史与制度史研究：从家族网络到政治文化

近年来较年轻的中古史研究者，也显示出当代史学的新气象。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以魏晋之际政治权力变动和士族家族网络为对象，把政治史、制度史、家族史和社会关系分析结合起来。其意义不只是重写一个断代问题，而是说明政治权力并不只存在于皇帝、官制和战争中，也存在于婚姻、门第、交往网络、地域关系和家族资源配置之中。

这一类研究延续了上一阶段多元史学的材料细密化，但问题意识更集中：它不满足于给旧问题补充史料，而是尝试用网络、关系、制度、身份和空间重构历史解释。

与传统政治史相比，它更重视权力如何在社会结构中运行；与纯社会史相比，它又不放弃政治制度和国家秩序的问题。由此可见，2011年以来的新一代史学并不是抛开专业史学，而是在专业训练内部寻找新的解释工具。

4. 自主知识体系：史学史意识的明确化

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史学的核心任务之一。

这里的“特色”不应理解为排斥世界学术，而应理解为从中国历史经验、中国史学传统、中国现代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出发，形成能够解释中国、沟通世界、回应时代的理论体系。

2024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把会议主题概括为“前沿·热点·中西会通”，2025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则以“古今会通·时代脉络·全球视野”为题。

两次会议的意义主要在于提供一个观察窗口：当代史学理论研究正在把传统史学资源、唯物史观、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全球史、数字史学和自主知识体系放在同一问题场中讨论。

中国特色史学知识体系至少包含几个层面。第一，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致用与求真、经史关系、通史精神、史家主体意识和史论传统。第二，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使其摆脱公式化，能够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人民主体、社会结构和文明连续性。第三，吸收世界史学理论，包括历史主义、叙事理论、全球史、文明史、比较史和数字史学，但不照搬西方概念。第四，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连续性、中国革命、中国式现代化和全球南方经验为重要问题源。

5. 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疆史与文明交流互鉴

2011年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它不是简单政治口号，而是要求史学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与内地、族群互动、制度整合、文化交流和历史记忆。

这个主题与第九章中边疆民族史、族群史和海外中国学的积累密切相关。王明珂《华夏边缘》所代表的族群边界研究，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所代表的中古中外交流研究，都为当代共同体叙事提供了更复杂的学术基础。

这一主题对近代中国史学史尤其重要。清末新史学把历史主体从王朝转向民族国家，其中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提出和阐发，是近代史学从反满动员走向多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关键环节。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也在不同意义上参与了现代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形成。新中国革命史框架强调人民、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改革开放后多元史学拓展了地方、族群和区域经验。当代史学则需要在多元经验和共同体叙事之间建立更成熟的平衡：既不能用单一中心叙事抹平差异，也不能把多元差异解释成分裂性叙事。

文明交流互鉴和全球史问题也在这一时期更加突出。全球史不是把世界各地材料拼在一起，也不是用西方现代化道路衡量所有文明，而是要理解不同区域、文明、帝国、民族国家、贸易网络、思想传播和技术变迁之间的互动。中国史学参与全球史，既要把中国放入世界联系中，也要用中国经验修正世界史叙事。

6. 数字史学、人工智能与史学人文属性

2025年会议综述把数字史学和人工智能列为重要议题，说明当代史学面对的不只是传统理论问题，也包括技术条件变化。数字史学可以扩展材料规模，帮助处理大规模文本、地图、数据库、社交网络、图像和统计资料。人工智能则可能改变资料检索、文本整理、知识图谱、史料比对和写作辅助方式。

但技术不会自动产生历史解释。数字工具和人工智能仍然需要史家的问题意识、材料判断、语境理解和价值辨析。

史学的人文属性和批判功能不能让位于算法。未来中国特色史学知识体系如果要真正成熟，就需要既吸收数字技术，又坚持史学的主体判断；既提高材料处理能力，又不放弃历史解释、叙事责任和现实关怀。

7. 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形成的审慎乐观

综合来看，2011年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可以保持审慎乐观。理由有四点。

第一，中国历史经验足够丰富，既有五千多年文明连续性，又有近代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经验。第二，中国史学传统本身拥有强大的史论、通史、经世、考据和叙事资源。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多元史学已经积累了社会史、思想史、知识史、经济史、区域史、边疆史、档案史和海外交流的厚实基础。第四，近年学界已经有意识地把传统转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互鉴、自主知识体系、全球史和数字史学放在同一问题场中讨论。

乐观不等于盲目。中国特色史学理论还需要更多扎实工作：概念要清晰，材料要可靠，论证要能经受国际讨论，不能把政策表达直接等同于学术理论，也不能把文化自信写成空泛赞美。尤其是在公共史学和历史非虚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史学既要扩大读者，也要守住证据、语境和解释边界。

如果能在唯物史观、中国传统史学、现代学术规范、公共表达和全球史学对话之间形成创造性结合，中国史学才可能形成既有中国主体性又能进入世界知识生产的理论体系。

本章整理表

名称	摘要
2011年中国 GDP 超越日本	标志中国世界位置和历史自信的重要变化，为当代史学的问题重心提供时代背景。
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当代史学理论建设的核心概念，要求从中国经验出发形成可沟通的理论体系。
罗新	以《漫长的余生》代表学术研究、历史非虚构和公共传播结合的新趋势。
李硕	以《翦商》代表青年历史写作、考古材料转化和公共史学传播的新现象。
仇鹿鸣	以《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代表青年中古史研究、政治史和家族网络分析。
王明珂	以《华夏边缘》为共同体、族群边界和边疆史研究提供重要参照。
荣新江	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代表敦煌学、中古史和文明交流研究。
前沿·热点·中西会通——2024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_许洪冲	作为观察当代史学理论议题的入口，显示文明互鉴、共同体意识和理论建构的集中讨论。
古今会通·时代脉络·全球视野——2025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_李理	作为观察当代史学理论议题的入口，显示传统转化、自主知识体系、全球视野和数字史学的并置。
全球史	当代中国史学进入世界历史解释的重要方法和视野。
数字史学	当代史学新路径之一，带来材料处理能力扩展，也要求坚守人文判断。

十一、综合分析：近代中国史学史的深层线索

1. 历史主体的扩展

近代中国史学史首先表现为历史主体的扩展。

传统史学的主体多是王朝、帝王、士人、制度和政治伦理；清末新史学把国民、民族和国家推到中心；古史辨和史料学派把材料和文献形成过程推到中心；学衡派、钱穆和柳诒徵强调文化传统和国史精神；马克思主义史学把阶级、人民、生产关系、民族关系和革命主体纳入核心；改革开放后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区域史、口述史和全球史又把普通人、地方社会、知识分子、女性、族群、日常生活和跨国联系纳入历史。

2011年以来，历史主体继续扩展：一方面，青年学者和公共史学写作把宫女、患者、茶馆中的城市居民、商会成员、家族网络中的士人等具体个体带入叙述；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历史解释主体的自觉也更加强烈。

2. 历史方法的层层叠加

方法上，中国史学不是后一种方法简单取代前一种方法，而是不断叠加和重组。

传统史学提供史书体例、史论和经世意识；乾嘉考据提供材料训练；梁启超新史学提供宏大问题；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傅斯年提供现代史料学和学科制度；顾颉刚提供文献形成史和疑古方法；学衡派提醒史学不能丢掉人文价值和叙事艺术；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社会结构和阶级分析；改革开放后理论讨论提供重新检验、复合动力和主体实践；社会史、医疗史、城市史、商会史、族群史、概念史和档案政治史扩展材料和对象； 2011年以来的历史非虚构、青年中古史研究、数字史学和人工智能又提出新的叙事和技术问题。

3. 史学功能的变化

史学功能也不断变化。

传统史学重资治和经世；清末新史学重启蒙、救亡和国民教育；民国学科化史学重专业规范和学术独立；战时史学重民族动员、文化自信和对外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学重社会结构和革命解释；新中国早期史学重国家叙事、教材制度和政治教育；改革开放后史学重思想解放、学术重建和多元解释； 2011年以来史学进一步承担文明互鉴、共同体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世界历史解释和公共知识传播任务。

4. 三种总体史方案与新近史学的补充

近代中国史学中至少存在三种总体史方案。

第一种是文化总体史，以钱穆、柳诒徵、部分学衡派和余英时为代表，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士人精神、思想内在理路和历史连续性。

第二种是革命总体史，以范文澜、胡绳等为代表，强调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阶级斗争、人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道路。

第三种是转型总体史，以蒋廷黻、陈旭麓、唐德刚等为不同代表，强调中国从传统社会、帝制结构或旧制度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民治秩序和现代化方向的长期变迁。

这三种总体史方案各有解释力，也各有缺口。文化总体史容易弱化社会矛盾和权力结构；革命总体史容易压缩文化、地方和日常经验；转型总体史容易以现代化为目的论。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11年以来的新近史学，重要意义正在于补充这些缺口：医疗史、城市史、商会史、族群史、家族网络研究和历史非虚构，把总体史压缩掉的具体主体、具体材料和具体生活重新带回历史解释。更成熟的近代中国史学，需要把三种总体史放在同一问题史中互相校正，并进一步纳入多元经验、公共传播、全球史和自主知识体系视野。

5. 自主知识体系问题

贯穿近代中国史学史的，还有自主知识体系问题。

近代中国史学不断吸收外来资源：进化论、实证主义、兰克史学、美国新史学、马克思主义、苏联式哲学社会科学、海外中国学、后现代史学、全球史等。这些资源极大拓展了中国史学，也带来概念套用和问题失焦的危险。

桑兵关于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转型的研究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拒绝外来理论，而是能否从中国历史经验和问题出发，消化、改造并重新组织这些理论。

2011年以来，自主知识体系问题更加突出。中国史学需要说明中国经验，但又不能封闭；需要进入世界学术，但又不能失去主体性。这正是当代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形成的核心挑战。

新一代史学写作的意义也在这里：它们不只是换了一批作者，而是在考古、墓志、城市空间、医疗制度、家族网络、族群边界和数字材料中重新寻找中国历史解释的概念来源。

6. “救亡”“革命”“学术”“多元”“公共”“全球”与“自主”的七种时间感

近代中国史学还有一个深层变化，即时间感变化。

清末新史学引入进化、文明竞争和国民未来，形成救亡时间；马克思主义史学把近代史组织为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递进，形成革命时间；民国实证史学和改革开放后专业史学强调材料、制度和学科积累，形成学术时间； 1978至2010年多元史学把地方、日常、社会、族群和知识流动带入解释，形成多元时间； 2011年以来历史非虚构和公共史学强化普通读者、个体生命和叙事传播，形成公共时间；全球史和世界史研究把中国放入非同步、多中心、跨区域互动的全球时间；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则形成一种新的自主时间，即中国不再只是追赶现代性，而是在自身历史连续性和世界互动中解释现代性。

本章整理表

名称	摘要
历史主体扩展	从帝王士人到国民、民族、阶级、人民、普通人、地方社会、个体生命和世界历史主体。
历史方法叠加	考据、史料学、疑古、文化解释、唯物史观、社会史、概念史、档案史、历史非虚构、全球史和数字史学共同构成现代史学方法。
文化总体史	以钱穆、柳诒徵、余英时等为代表，强调文化连续性和士人精神。
革命总体史	以范文澜、胡绳等为代表，强调反帝反封建、人民革命和国家叙事。
转型总体史	以蒋廷黻、陈旭麓、唐德刚等为代表，强调近代社会和制度转型。
新近史学补充	医疗史、城市史、商会史、族群史、家族网络研究和历史非虚构补足总体史中的具体主体与日常经验。
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当代史学综合传统、革命、现代化、多元经验、公共表达和全球视野的核心任务。
七种时间感	救亡、革命、学术、多元、公共、全球、自主构成近代中国史学理解历史的深层结构。

十二、结论：近代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变迁总体判断

近代中国史学史可以概括为十次重要的问题变迁。

第一，传统史学问：历史如何保存治乱经验、制度沿革和士人政治判断？这一问题塑造了纪传、编年、考据、经世和史评传统。

第二，传统史论与考据问：史家如何辨体、明法、求真、经世？刘知几、章学诚和乾嘉考据说明，传统史学内部已经包含史学理论和方法论。

第三，清末新史学问：历史如何塑造国民、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文明竞争意识？严复、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等人，把历史书写从王朝记忆推向民族国家叙事。其中梁启超尤为关键：他既以“史界革命”推动国民史学，又以“中华民族”概念修正狭隘反满民族主义，使史学开始说明多民族中国何以成为一个现代共同体，同时也留下现实功能和学术规范之间的紧张。

第四，民国学科化史学问：历史如何成为现代学问？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通过史料、考古、档案、语言学、疑古和研究机构，推动史学专业化。其中傅斯年尤其显示出一个复杂问题：历史学家自己宣称的“反史观”立场，和实际研究中不可避免的理论预设、材料制度和方法组织之间，可能存在明显张力。

第五，民国学派分化问：史学如何兼顾科学、艺术、哲学、文化传统和现实关怀？古史辨、学衡派、南高史地学派、钱穆、柳诒徵、雷海宗、周谷城等人的分歧，显示现代中国史学从一开始就是多中心的。

第六，战时史学问：史学如何回应民族救亡和国家存亡？陈恭禄、蒋廷黻、王芸生、王信忠、萧公权、钱穆、雷海宗以及中共革命理论，都在不同方向上把历史书写纳入抗战、救亡、外交、文化和建国问题。

第七，马克思主义史学问：如何用社会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主体解释中国历史？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等人，使历史动力问题成为史学中心。

第八，新中国史学问：国家如何制度化地组织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新中国早期通过教材、通史、研究机构和政治教育，把革命史观落实为“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等近代史通史框架，形成强有力的国家历史叙事，也带来政治史中心和复杂性压缩的问题。

第九，1978至2010年的多元史学问：如何在思想解放、理论大讨论和多元方法中重新理解历史事实、动力、主体和叙事？真理标准讨论要求历史结论接受实践和事实检验，历史动力讨论推动单因解释转向复合解释，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把人的实践和主体性重新带回历史唯物主义。此后，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中生代学者把社会史、城市史、医疗史、概念史、知识史、经济史、商会史、区域社会史、边疆民族史、海外中国学和档案政治史推进为具体研究实践。

第十，2011年以来当代史学问：在中国世界位置变化、历史信心增强和公共知识传播扩展之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知识体系，并在全球史和世界史中重新解释中国经验？这一阶段的代表性变化，不只是会议话语中的自主知识体系，也包括罗新《漫长的余生》、李硕《翦商》、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等较新写作所体现的材料转化、叙事能力、青年研究力量和公共史学趋势。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史学史不是从“旧”到“新”的简单进步，也不是从“传统”到“科学”的单向转换，更不是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文化史观或后现代史学任何一种框架的最终胜利。它是一部艰难的调整史：每当中国社会遭遇新的危机、革命、制度重建、思想解放、全球关系变化或世界位置变化，史学的问题形式就会被重新组织。

本文的最终判断是：近代中国史学史的真正主线，是中国史学在事实、史观、现实关怀、革命解释、文化连续、国家叙事、学术自主、公共传播和世界视野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的历史。所有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差别只在于是否自觉表达、是否系统化、是否经得起材料和时代的检验。

当代中国史学已经具备形成中国特色史学理论的有利条件：深厚的传统史学资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遗产、改革开放后多元史学的材料积累、2011年以来增强的历史自信和全球视野、青年学者和历史非虚构所显示的公共表达能力，以及近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所显示的学科自觉。

未来的关键，不是排斥外来理论，也不是简单重复传统，而是在严守史料规范的基础上，保持理论创造、现实关怀、叙事能力和世界沟通能力，使中国史学既能解释中国经验，也能参与世界历史理论的共同建构。

本章整理表

名称	摘要
问题变形史	本文的方法：追问历史书写问题如何在不同时代被重新组织。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同一	本文的对象界定：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哲学和方法史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
1978至2010年	多元史学形成时期，理论解冻、社会史、城市史、医疗史、经济史、知识史、边疆史和档案政治史并进。
2011年至今	当代中国史学转向知识体系建构、公共史学、青年写作、文明互鉴、全球史互动和理论自信。
中国特色史学理论	本文持审慎乐观态度，认为其形成依赖传统资源、唯物史观、现代规范、青年创造、公共表达和全球对话的结合。

主要资料来源

近代中国史学史问题变形史材料矩阵（新版）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历史学界代表性历史学家及其非虚构代表作 50 人
近代中国史学史的艰难历程：从新史学、救亡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观与多元史学（第二版）
梁启超
新史学-梁启超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同一性问题_董立河
前沿·热点·中西会通——2024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_许洪冲
古今会通·时代脉络·全球视野——2025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_李理
百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成就与反思_乔治忠
新中国70年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_庞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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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后续可深化的专题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同一性”在中国史学史写作中的具体应用。
刘知几、章学诚和乾嘉考据如何为现代中国史学提供本土方法资源。
梁启超《新史学》与严复进化论史观之间的关系。
刘师培、章太炎与清末国故转化路径。
古史辨学派和学衡派围绕疑古、信古、默证的争论。
傅斯年史料学和陈寅恪文化解释之间的方法差异。
战时中国近代史写作中的蒋廷黻、陈恭禄、范文澜比较。
王芸生、王信忠与中日关系史的学术抗战。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史观进入新中国近代史教材体系的过程。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总体史比较。
1978至2010年多元史学兴起的材料基础和制度背景。
2011年以来中国历史信心变化与史学理论建构的关系。
2024、2025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会议所体现的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形成趋势。
数字史学、人工智能与史学人文属性之间的关系。

本篇小结

系列导航

近代中国史学史为什么是一部问题变迁史
民国史学如何成为现代学科
战时史学场与救亡时代的历史书写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中国通史叙事
改革开放后的理论解冻与多元史学
当代中国史学的新任务与总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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