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中国通史叙事

系列：近代中国史学史的历程（4/6）

导语

这一篇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重组中国历史解释。社会形态、阶级关系、人民主体和革命道路成为新的问题框架；新中国早期则把革命史观制度化为通史、教材和国家叙事。

系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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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形态、阶级分析与中国问题

1. 从“治乱兴亡”到“历史动力”

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中国以后，首先改变的不是个别结论，而是史学提问的方向。

传统史学多以治乱兴亡、人物褒贬、制度得失和王朝更替为中心；清末新史学把历史同国民、民族国家和文明竞争联系起来；民国学科化史学则强调史料、考证、档案、语言和制度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提出一个更具结构性的追问：推动历史变化的根本力量是什么？社会形态、生产方式、阶级关系、人民群众和革命道路，如何解释中国历史的长期演进和近代转折？

这意味着历史主体和历史因果结构被重新组织。历史不再主要由帝王将相、圣贤精神或抽象文化性格解释，而要从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社会矛盾和人民实践中理解。

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把社会结构分析引入中国史学中心，使农民、劳动者、阶级、民族、经济制度和革命运动成为历史叙述的核心对象。它的强处，是能够把分散事件放入总体结构；它的风险，则是当结构解释被公式化以后，具体历史的多重性可能被过度压缩。

因此，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能只看它提出了哪些政治口号，也不能只看它后来在教材中形成了哪些固定框架。更重要的是看代表性史家怎样通过具体历史著述，把唯物史观转化为研究方法。

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吕振羽的史前社会与民族史研究、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范文澜的通史和近代史写作、翦伯赞的历史哲学与史料观、白寿彝的民族史和史学史研究，分别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不同领域中的展开方式。

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社会形态论的古史实验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常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古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之一。它的重要性不只在于提出中国古代社会阶段的具体判断，更在于把古史问题从王朝谱系、文献真伪和圣王传说，转向社会结构、生产关系和阶级形态。

郭沫若把甲骨文、金文、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纳入社会形态问题之中，试图说明中国古代是否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何时形成、宗法制度和土地关系如何反映社会性质。

这种写法反映出鲜明的史学理论：历史材料不是孤立证据，而应被放进社会结构的解释框架中理解。

甲骨、金文不只是文字学或古文字学材料，也是社会组织、祭祀制度、贵族权力和生产关系的线索。

《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著作继续推进这种方向，使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在材料、文学、思想和社会形态之间形成交叉。

当然，郭沫若的古史研究也长期受到批评。早期论证中对某些文献材料的使用较大胆，社会形态分期有时容易受既定理论牵引，具体时代判断也随材料发现和学术讨论而不断受到修正。

从史学史角度看，郭沫若的关键意义在于他把“古代中国究竟是什么社会”变成现代中国史学的大问题。后来围绕奴隶制、封建制、亚细亚生产方式、战国封建论等争论，都与这一问题转换有关。

3. 吕振羽：史前社会、民族史与“史论结合”

吕振羽的史学贡献，集中体现于《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著作。他关注中国原始社会、殷周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民族关系问题，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用于中国具体材料，而不是简单照搬欧洲历史阶段。

从史学理论上说，吕振羽的重要性在于强调“史论结合”。

所谓“史论结合”，不是用理论代替史料，而是在史料梳理中形成理论判断，又用理论判断组织问题。

他对中国史前社会和殷周社会的分析，既回应社会形态分期问题，也试图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他的民族史研究，则把中国历史理解为多民族交往、融合和共同创造的过程，这一点后来与新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之间存在可以继续追踪的联系。

吕振羽的限制也比较典型：在某些问题上，他仍难免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民族理论影响，社会阶段划分有时显得整齐，民族问题分析也可能带有时代性的理论框架。

但他反复强调不能“以论代史”，说明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内部已经存在方法自觉：唯物史观要进入中国史研究，必须经受中国材料的检验。

4. 侯外庐：从社会史到思想史的贯通

侯外庐的史学道路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另一种展开方式。他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哲学史》等著作，并不是把思想史写成抽象观念的连续，而是把思想放回社会结构、政治制度、阶级关系和历史阶段中理解。

在侯外庐那里，思想史不是脱离社会生活的精神史，而是社会史的一部分。儒学、经学、诸子学、明清思想、近代思想都不是单纯文本传统，而是特定社会结构和历史矛盾的表达。

侯外庐特别重视中国古代社会道路的特殊性，强调不能用欧洲经验直接裁剪中国历史。他关于中国文明路径、土地制度、早期启蒙和近世思想的论述，显示马克思主义史学并不只能写阶级斗争史，也可以写制度史、思想史和比较文明史。

这一路径的意义在于，它把“思想如何有历史”这个问题纳入唯物史观。思想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精神的自我展开，也不是政治口号的附庸；它既受社会结构制约，又能反过来表达、组织甚至改变社会关系。后来中国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多次争论，都可以在侯外庐的问题意识中找到早期形态。

5. 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通史、史料与民族共同体

范文澜以《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化为通史叙事和近代史叙事。他的写法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创造者，重视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把史实叙述和理论判断结合起来。

范文澜的重要性在于，他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只是论文和论战，而成为能够组织通史、教材和公共历史教育的叙事框架。

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中国史纲要》、《历史问题论丛》等著作，则更突出史学理论和史料方法之间的关系。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能脱离具体史料，反对把理论变成先验公式。

翦伯赞的历史哲学关注历史规律、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和历史人物评价，但他始终试图在材料与理论之间保持张力。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并非只有“以论带史”的倾向，也有对史料、考证和具体性的坚持。

白寿彝在《中国通史》、《史学概论》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则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民族史、通史编纂和史学史学科建设结合起来。他强调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重视史学遗产、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和历史文学等问题。

白寿彝的意义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扩展到“史学如何成为一门学问”的反思层面，使史学史不只是史家传记，而是历史理论、史料方法、编纂体例和民族史观的综合研究。

6. 贡献、张力与后续问题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历史研究从王朝、人物和文化传统扩展到社会结构、经济关系、阶级矛盾、民族关系和人民主体。它使历史动力问题成为中国史学的中心问题，并为新中国历史教育、通史写作和近代史叙事提供了强有力框架。

通过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等人的著述，唯物史观被具体化为古史分期、社会形态、思想史、民族史、通史编纂和史学史研究。

但这种传统也包含明显张力。

第一，社会形态理论一旦被公式化，容易把复杂历史压入固定阶段。 第二，阶级分析一旦被单因化，容易弱化文化、地方、性别、日常生活、知识制度和多元主体经验。 第三，革命叙事一旦成为唯一框架，容易使历史的偶然性、复杂性和多重路径被遮蔽。 第四，理论指导和材料检验之间始终存在紧张：马克思主义史学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回到史料、历史实践和新的问题意识中。

改革开放后的理论大讨论和多元史学，正是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重新打开被压缩的历史经验领域。

本章整理表

名称	摘要
郭沫若	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推动马克思主义古史和社会形态研究。
吕振羽	以《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民族简史》等推进史前社会、民族史和通史研究。
侯外庐	以《中国思想通史》等将思想史放入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和历史阶段中解释。
范文澜	以《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推动马克思主义通史和近代史叙事。
翦伯赞	以《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等强调历史哲学、民族史和史料统一。
白寿彝	以《中国通史》《史学概论》和史学史研究推动民族史、通史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以唯物史观、社会形态、阶级分析和人民主体为核心的史学传统。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中国史研究中不断经历具体化和再解释。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中国古史分期、社会性质和历史动力争论的重要理论资源。

七、新中国早期：革命史框架的制度化与近代史通史叙事

1. 从革命理论到国家通史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从革命运动中的解释框架，逐渐转化为国家教育、通史写作和学术制度中的基本范式。

新中国早期史学的核心任务，不只是继续研究历史，而是为新国家建立一套能够解释中国革命合法性、近代中国道路和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叙事。近代史尤其重要，因为它直接连接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压迫、人民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因而成为新中国历史教育和国家叙事的核心领域。

这种转化具有强烈制度性。教材、通史、大学课程、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和政治教育共同参与历史叙事的生产。

前一章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不再只是若干史家的理论探索，而变成一种可教学、可传播、可考试、可进入公共常识的历史解释体系。革命史框架由此获得巨大组织能力，也形成新的问题：当一种史观成为制度化叙事以后，它如何保持材料开放性和解释弹性？

2.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史观的通史化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是理解新中国近代史叙事形成的重要文本。它以1840年至1919年前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主要范围，把中国近代史理解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

其理论来源与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密切相关，核心在于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来组织近代史。

从史学理论上看，范文澜不是单纯写事件顺序，而是用“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任务—人民主体”的链条组织叙事。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事件，都被置于反侵略、反封建和人民革命的历史过程之中。

这种写法的优点是主线清晰，能够解释近代中国为什么需要革命；其局限则是容易把复杂事件纳入预设方向，弱化改良、地方社会、经济结构、文化转型和国际秩序等多重面向。

范文澜的意义还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古史、通史和理论论证，进一步推向近代史教材化、公共化的方向。近代史不再只是晚清以来的政治事件汇编，而成为理解新中国来路的基础叙事。

3. “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与“三次革命高潮”

新中国近代史通史研究中形成了“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等概括。

“一条红线”通常指人民革命或反帝反封建斗争贯穿中国近代史。 “两个过程”则把近代中国历史理解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以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 “三次革命高潮”则以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后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为典型节点，在不同著作和教材中也会有具体表述差异。

这一框架的解释力在于，它为纷繁复杂的近代史事件提供了清晰主线。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可以放入反帝反封建和人民革命的叙事中。它使近代史具有明确方向感，也使普通读者容易理解近代中国为什么走向革命。

但这一框架也有边界。它容易使政治史和革命史成为中心，压缩社会史、思想史、经济史、区域史、性别史、日常生活和文化经验。它能解释革命主线，却未必能充分解释近代中国社会的多层变化。

后来的现代化史观、社会史和区域史，并非简单否定革命史观，而是在其未能充分展开的地方继续追问。

4.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是新中国近代史革命叙事系统化的重要人物。《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已经显示出他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治结构和人民反抗关系中解释近代中国的思路。

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种思路发展为更完整的通史结构。该书以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范围，围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民族危机加深、人民反抗发展和革命高潮推进来组织叙述。

胡绳的史学理论，不是隐藏在书外的抽象命题，而体现在章节结构和事件安排之中。

他通过分期，把近代史写成危机加深与反抗升级的过程；通过阶级分析，说明不同阶级、阶层在民族危机中的历史位置；通过“三次革命高潮”等结构，把散乱事件组织成革命发展史。这种写法具有很强的总体解释能力，也使《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长期影响高校教材、公共历史叙事和近代史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胡绳晚年面对现代化史观兴起时，并非简单拒绝新的问题。他强调现代化问题可以研究，但中国近代现代化不能脱离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

这种回应说明，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之间并非只有互相排斥，也存在重新综合的可能。第九章讨论1978至2010年多元史学时，正要在这一张力中展开。

5. 林增平与教材化叙事

林增平《中国近代史》是新中国近代史教材化的重要代表。教材化的意义不只是简化知识，而是把一种历史解释变成几代学生理解近代中国的基本结构。通过教材，革命史观不只是学术界的一种解释，而成为学校教育、公共记忆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教材化具有双重效果。

一方面，它使近代史叙事清晰、稳定、易传播，能够在较短篇幅中说明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压迫、人民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为了形成清晰叙事，教材往往需要压缩争论、简化人物、强化线索。复杂人物容易被归入进步、落后、革命、反动等固定位置；复杂事件容易被放入单一因果链。

改革开放后的史学重建，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不完全否定革命史框架的前提下，重新打开被教材化压缩的历史复杂性。

6. 革命史框架的贡献与边界

新中国早期革命史框架的贡献在于，它用强有力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方向解释近代中国。它让近代史不再只是列强侵略和清政府衰败的历史，也不只是精英改良的历史，而是人民反抗、革命组织、民族独立和国家重建的历史。它强调人民主体和民族独立，具有重要历史教育意义。

它的边界也同样明显。近代中国不仅是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城市化、工业化、商业网络、思想转型、知识体系变化、地方社会重组、性别关系变化、教育制度变化和全球联系变化的历史。单一革命叙事难以容纳这些经验。

1978以后多元史学的兴起，正是为了把这些领域重新纳入历史视野。至此，新中国早期史学完成了强有力的框架化，改革开放初期史学则开始对这种框架化进行重新检验、重新解释和重新扩展。

本章整理表

名称	摘要
范文澜	以《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推动马克思主义通史和近代史叙事。
林增平	以教材化《中国近代史》参与革命史框架普及。
胡绳	以《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化新中国近代史革命叙事。
一条红线	新中国近代史叙事中贯穿反帝反封建和人民革命的主线。
两个过程	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与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双重过程。
三次革命高潮	革命史框架中的阶段化叙事。
革命史观	新中国早期近代史通史、教材和国家历史叙事的核心史观。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近代史代表作，对教材、学术研究和公共历史影响深远。

本篇小结

这一篇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重组中国历史解释。社会形态、阶级关系、人民主体和革命道路成为新的问题框架；新中国早期则把革命史观制度化为通史、教材和国家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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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代中国史学史为什么是一部问题变迁史
2. 民国史学如何成为现代学科
3. 战时史学场与救亡时代的历史书写
4.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中国通史叙事
5. 改革开放后的理论解冻与多元史学
6. 当代中国史学的新任务与总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