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本篇导读
日本学儒学从不照单全收，而是按需挑选：把秩序与忠诚高高供起，把民本与革命留在门外。本篇作为总纲，提出全系列主线——儒学在日本被一次次重新装配、重新赋义。
开这个系列之前，先说一个江户时代的细节。
德川家康，结束战国乱世、开创江户幕府的那位将军，据说很喜欢读《孟子》，尤其欣赏其中”放伐”的段落——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孟子说这不是弑君，因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一个靠武力平定天下的人，从《孟子》里读出”讨伐无道君主是正当的”，这并不奇怪。他本人就是那个放伐者，是日本的”武王”。
但有意思的是，这位开国将军的子孙们，掌权坐稳之后，对《孟子》的态度却微妙地变了。因为《孟子》里还有另一句更扎眼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把民众放在君主之上的道理，对正在给自己寻找统治合法性的人来说，实在是一把双刃剑。江户的儒者在讲堂上讲《孟子》，遇到这类句子往往要小心绕行；后世的幕府对这一套革命、民本的说辞，始终怀着戒心，官学之中对它讳莫如深，这几乎成了江户儒者的一个公开的默契。
一句话：日本把儒学的经典请进了家门，却对经典里”最不安分的部分”——民本与革命——始终留着一份戒心。
这件事，是整个系列的一个隐喻。
日本到底”学”了儒学什么
很多中国读者对日本儒学有两种印象，彼此还互相打架。
一种印象是：日本人把儒家文化保存得很好。你看他们的企业讲”和”、讲”诚”，涩泽荣一、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企业家爱读《论语》，社会讲究礼貌秩序，仿佛中华文明的香火在岛国反而续得更久。另一种印象恰恰相反：日本近代不是搞过”脱亚入欧”吗？不是把孔子像都拆过、把儒学骂成”空理虚谈”吗？可见他们早把中华文化甩掉了。
两种印象都有事实依据，却都漏掉了更关键的东西——日本从来没有”整体地”接受或”整体地”抛弃儒学。他们做的，始终是挑选。
这就得回到儒学到日本的最初几百年。
儒学传入日本很早，但真正扎下根来，是室町时代通过禅宗寺院完成的。五山禅僧一边修行，一边保存汉文经典，义堂周信（ぎどうしゅうしん）甚至给室町将军足利义满讲过《孟子》《中庸》，教他”帝王之术”。注意这个身份：儒学在日本的早期形态，是和尚的学问，依附于禅宗，是寺庙知识结构的一部分。
到了江户时代，情况变了。战乱结束，天下太平，德川家要的不再是”如何打赢”，而是”如何让两三百个大名和武士安分守己”。这时候儒学、尤其是朱子学（しゅしがく）——日本学界习惯这样称呼中国的程朱理学——忽然变得非常有用。它能用”天理””名分””礼法””忠孝”解释一件事：为什么这个等级社会应当稳定存在，为什么每个人应当安于自己的位置。
于是我们看到，江户初期的儒者做了一件大事：藤原惺窝（ふじわらせいか，1561-1615）本是京都相国寺的僧侣，却还了俗，改做职业儒者；他的学生林罗山（はやしらざん，1583-1657）更进一步，干脆侍奉了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参与制定幕府典章制度。儒学从此脱离了寺院，成了幕府的官方思想资源。这是儒学在日本第一次”换脸”：从禅僧保存的汉文教养，变成江户幕府的政治伦理。
学走与丢掉
（位于九州福冈太宰府天满宫的和魂汉才碑）
我们不妨把江户对儒学的接受，看成一次长长的筛选。
请进来的是哪些？
秩序。朱子学里的”理”，在日本被着重读成上下定分、各安其分的道理；理气心性那些复杂的哲学思辨，在官学里反而退到幕后。礼法的内容要强化。江户武士不打仗了，凭什么还高高在上？儒学说：士的职责不是种田做工，而是承担道德、礼仪、教化——武士道（ぶしどう）那套”忠君””重名分”的精神，一半是从这里长出来的。还有忠。中国儒学里孝的地位极高，日本却把”忠”越抬越高，神道家吉川惟足（よしかわこれたる）有句名言：”儒以孝为五伦之第一，吾国以忠为五伦之第一。”这句话后来被无数日本儒者引用，因为它精准地说出了日本的选择。
被丢下或压低的是哪些？
民本。孟子的”民为贵”，在日本官学里始终是一种需要回避的敏感资源。还有革命。汤武放伐的正当性论证，在日本变成危险的题目——因为日本号称”万世一系”，天皇的血统从未断绝，革命的话语一旦流行，动摇的不只是某个王朝，而是整个”君臣名分”的根基。还有对君权的道义限制。中国儒学里”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类话，在日本的官学讲堂上是几乎听不到的。
江户的儒者未必是有意识地”审查”经典。更准确地说，是时代替他们做了选择：一个需要秩序的社会，自然会放大儒学中讲秩序的部分；一个不需要革命的社会，自然会忽略儒学中讲革命的部分。学术史上把这种态度叫”和魂汉才”（わこんかんさい）——大和之魂为本，汉家之才为用。这个说法常被当成日本善于学习的美德，但换个角度看，它也是一张过滤网：吸收什么、排除什么，从一开始就由”日本的需要”决定，而不是由儒学的完整面貌决定。
别问儒学有什么，问它被用来回答什么问题
如果只把日本儒学写成一部”流派史”——谁传来朱子学，谁创立古学，谁又搞了阳明学——我们就会错过真正重要的东西。因为日本的儒者们，在不同的时代，其实在用同一套词汇回答完全不同的现实问题。
江户初期的问题，是如何把战国杀伐的社会改造成和平的秩序社会——于是朱子学成了”秩序学”。
江户中期的问题，是官学朱子学太僵化，思想被名分论绑死了——于是出现了古学派（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阳明学派（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他们要回到经典、回到制度、回到主体良知，重新打开局面。
幕末的问题，是黑船叩关、幕府失能，谁来代表日本？——于是水户学把儒学的”大义名分”从维护幕府，改成论证天皇才是最高正统。
明治的问题，是怎样既文明开化、又塑造顺服的国民——于是儒学先被骂成旧学，十几年后又被请回来，装进《教育敕语》。
昭和的问题，是怎样动员全民为战争服务——于是忠孝、王道、奉公这些词，被编进了军国主义的话语。
战后的问题，是怎样一边反省战争，一边解释日本经济的奇迹——于是同一批儒学资源，又变成了企业里的”论语加算盘”。
你看，儒学还是那套儒学，词汇还是那些词汇——忠、孝、仁、义、礼、名分、王道——但每个时代它被要求回答的问题，完全不一样。每一次回答，都改变了这些词的含义。
这就是本系列想讲的事。我们不打算把日本儒学讲成”中国儒学在海外开枝散叶”的传播史，那会漏掉日本人的创造力；也不打算把它讲成”儒学堕落成军国主义工具”的批判史，那会冤枉了儒学本身，也掩盖了真正的制度责任。我们想追踪的，是一套外来的伦理语言，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制度里，一次次被重新装配、重新赋义。
换个说法：学走的部分、丢掉的部分，合在一起，才是一部完整的历史。
一张路线图
接下来的八篇文章，我们将沿着这条”变形链”一站一站地走。
先看江户初期：那个给四代将军当儒官的林罗山，怎样把朱子学变成了幕府的秩序学，又怎样埋下了”忠”被越抬越高的伏笔。
再看山崎暗斋：一个最严苛的朱子学者，怎样把”理”和”敬”接进神道，造出了让儒学为天皇神圣性服务的垂加神道——最讲理性的学问，被交给了最不讲理性的对象。
然后是一场大戏：元禄年间的赤穗浪士复仇事件，也就是中国人也熟悉的”忠臣藏”。浪士为主君报仇，该赏还是该杀？江户的儒者为此吵翻了天，同一个”忠”字，有人读出必须殉主，有人读出必须守法——这场争论会告诉我们，”忠”在日本其实没有固定内容，定义它的是时代的制度。
接着是荻生徂徕。这个人把”道”从人们心里搬进了制度——道不是内在的天理，而是圣人制作的礼乐刑政。他解放了政治，也劈开了公私，我们今天讲日本人”表面一套、心里一套”（建前与本音），追根溯源，常要追到他这里。
然后是水户学。1825 年，佩里来航的 28 年前，会泽正志斋用一个月写成《新论》，把”国体””尊王””攘夷””富国强兵”捆成一体。这本书被幕府禁止，却以手抄本传遍志士，成了幕末维新思想的”圣经”。
再往后，明治。先砸孔子像，再把孔子请回课堂——《教育敕语》如何把儒学变成臣民道德？这十数年间日本”用儒”的手法，比任何一段历史都更见功利。
然后看华夷变态。一部书名就叫《华夷变态》的奇书，记录了日本人宣布”中华已变夷、正统在日本”的过程。从山鹿素行到福泽谕吉，日本一步步从儒学的学生，变成东亚的裁判者——王道这个词，最后成了扩张的修辞。
最后是战后。丸山真男、子安宣邦两代学人，一面把儒学当作反思战争的对象，一面又从徂徕、福泽身上寻找日本近代化的资源；而企业界则把《论语》变成了”论语加算盘”。儒学从皇国的学问，变成了公司经营、企业文化的学问。
九篇文章，一条主线：儒学在日本不断被要求回答”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每一次回答，都改变了”秩序”的含义。
作为中国人来写这段历史，我心里还有一层特别的角度。日本学的、丢的、改的，都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而它把这些东西装配进近代日本国家体制、发动侵略战争时，受害最深的又恰恰是中国。所以这趟旅程，看的是日本的镜子，照见的却不止日本。
下一篇，我们到江户城的殿堂上去，看看那个站在四代将军身边宣读法度的儒者——林罗山。
系列目录：圣人之学到日本之后
从朱子学到国民道德：日本儒学的九次变形
- 日本学走了儒学，却把”革命”留在门外（本篇·总纲）
- 一个还俗和尚的门徒，给四代将军当了儒官
- 把”理”变成神：山崎暗斋和他的严厉门徒
- 忠义之辩：一场复仇让全日本的儒者吵翻了天
- 把”道”从心里搬进制度：荻生徂徕与公私之裂
- 佩里来航前 28 年，一本禁书先写好了答案
- 先砸孔子像，再请孔子回来：明治与儒学的二十年
- “华夷变态”：一个书名里的东亚翻转
- 战败之后，儒学去了哪里？丸山、子安与”论语加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