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学如何成为现代学科

系列：近代中国史学史的历程（2/6）

导语

这一篇讨论民国史学的制度化与分化：大学、研究院所、史料学、考古学和古史辨运动如何把历史学变成现代学科；学衡派、南高史地学派和文化通史又如何显示出民国史学并不只有一种现代化道路。

系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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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国史学学科化：大学、研究院所、史料学与古史重建

1. 从启蒙政论到现代学科

清末新史学把历史从王朝记忆推向国民、民族国家和文明竞争意识，但它留下的问题同样明显：新史学可以提出宏大的历史使命，却还没有完全建立稳定的学科制度、史料规范和专业训练。

进入民国以后，史学的中心任务开始发生变化。历史研究逐渐从报刊政论、启蒙文字和教科书写作，转入大学、研究院、图书馆、档案、考古发掘和专业期刊所支撑的现代学术体系。

北京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使史学不再只是少数士人的读书和议论，而成为有课程、人员、经费、刊物、材料库和学术共同体的专业事业。

这一变化并不是从“有思想”变成“无思想”，而是从公开宣言式的历史哲学，转向隐藏在方法、材料和制度中的史学理论。民国史学家往往强调考据、史料、版本、出土文献、语言证据和档案整理，表面上似乎反对宏大史观；但他们的代表著作恰恰说明，方法本身就是理论。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不是单纯考证几条古史材料，而是改变了古史研究的证据结构；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不是普通材料汇编，而是把史源、校勘、避讳、年代等技术提升为现代历史文献学的方法体系；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通过制度源流、民族文化和语言文献互证，说明考据可以通向深层文化解释。

所以，本章讨论民国史学学科化，不能只说“史学变得实证化”。更准确地说，民国史学把清末新史学提出的现代问题，转化成一整套可操作的专业方法：什么材料可以证明历史？传世文献、出土材料、诗文、碑铭、宗教文献、档案和方言材料之间如何互证？古史传说、经学文本和后世政治建构之间如何分辨？研究机构怎样组织历史材料工程？

这些问题构成了民国史学的核心理论。它们为后来的古史辨、史料学派、文化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战时通史写作提供了共同起点。

2.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考据传统与现代方法的结合

王国维是传统考据进入现代史学的关键人物。他的代表性史学著作包括《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鬼方昆夷玁狁考》、《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

最能体现其史学理论的，是后来被概括为“二重证据法”的研究路径：用“地下之新材料”补正、验证和改写“纸上之材料”。

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他利用甲骨卜辞考证商代先公先王世系，使《史记·殷本纪》中若干记载获得出土文字支持。这个工作的重要性不只在于证明某一条古书记载可靠，而在于它改变了古史研究的证据秩序：传世经典不再是唯一权威，出土文字、器物、甲骨、金文可以成为重新建立古史的基础。

《殷周制度论》则显示王国维并非只做零碎考证。他通过殷周制度变迁讨论商周之际的政治、宗法和礼制转型，试图从制度结构上说明中国早期文明如何发生变化。

由此可见，王国维史学的理论含义有两层：第一，历史真实必须通过多重证据互证才能建立；第二，新材料的出现会改变历史问题本身。

晚清以来的疑古风气打破了传统古史的天然权威，王国维则用“古史新证”回应疑古：不能简单信古，也不能停留于破坏古史系统，而要通过新材料重建可证的古史。这一路径后来与古史辨运动形成张力，也共同推动了中国上古史研究从经学信仰转向现代证据学。

陈垣代表另一种实证史学路径。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元也里可温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通鉴胡注表微》等。

与王国维侧重新材料互证不同，陈垣更重视史料来源、版本流变、避讳制度、年代换算和文本校勘。他的“史源学”强调“读一书必寻其渊源，用一书必核其真伪”，要求研究者追问材料从哪里来、经过怎样的转抄和改易、在什么语境中被使用。

这样，史料不再是可直接拿来证明结论的静态证据，而是有来源、有层次、有传递过程的历史对象。

《元西域人华化考》尤其能体现陈垣史学的理论方向。该书通过大量材料考证元代西域各族进入中国文化体系、学习并创造中华文化的过程，既是中外交通史和民族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也是其民族文化史观的集中表达。

陈垣的考据并不只是技术操作，它服务于一个更深的问题：中华文化如何具有吸纳、转化和整合多族群、多宗教、多地域经验的能力。

抗战时期的《通鉴胡注表微》以及“宗教三书”，又把考据、宗教史和民族气节联系起来，显示他并不把实证研究理解为脱离现实的材料拼接。

陈垣的史学理论可以概括为：以本土文献学方法实现现代史学的科学化，以精密考证维护历史真实，同时通过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和民族文化史说明中国历史内部的文化凝聚力。

陈寅恪则把考据推进到文化解释的层次。他的主要史学著作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以及《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等。

陈寅恪并不满足于校勘史料，而是要通过语言、宗教、制度、民族、文学和士人精神解释历史结构。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讨论隋唐制度的来源，指出北魏、北齐，南朝梁、陈，以及西魏、北周等不同制度资源如何汇合为隋唐制度。《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等概念，把唐代政治变迁放在胡汉融合、军事贵族集团和制度传统转换中理解。

陈寅恪的“以诗证史”、“以文证史”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元白诗笺证稿》通过元稹、白居易诗文考察唐代政治、社会和风俗，说明文学材料并非只是审美对象，也可以保存正史没有充分记录的社会事实。

《柳如是别传》表面上写一位明末清初女性的生命史，实际上通过个人命运进入明清易代、士人气节和“心史”问题。陈寅恪强调对古人应有“了解之同情”，反对用抽象理论粗暴套裁古代材料；但这并不等于没有理论。

其史学理论隐藏在三个原则中：第一，历史解释必须进入具体语境，理解制度、语言、宗教和人物处境的互相制约；第二，民族与文化不是纯血统问题，而是在长期接触、冲突和融合中形成；第三，史学应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依附于一时政治和现成理论。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三人的共同点，是都继承清代考据学，却又都超出乾嘉考据的旧形态。王国维以出土材料改变证据结构，陈垣以史源学和文献学规范材料使用，陈寅恪以语文学、制度史和文化解释穿透材料表面。

三人说明，民国实证史学并非没有历史理论，而是把理论落在“什么可以成为证据”、“如何判断证据”、“材料如何通向解释”这些问题上。

与第二章清末新史学相比，这里完成了一次重要的问题变迁：历史学不再只是呼吁国民觉醒和民族国家建构，而是开始追问现代学术怎样建立可检验、可传承、可争辩的知识规范。

3. 胡适、顾颉刚与古史辨：疑古、辨伪和层累说

如果说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代表用新材料重建古史，胡适和顾颉刚推动的古史辨则代表用现代怀疑方法拆解传统古史系统。

胡适的史学研究并不限于狭义历史学，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红楼梦考证》、《水经注》考证、《戴东原的哲学》等著作，分别在哲学史、文学史、小说版本学、科技史和清代思想史中展开。

他最有影响的方法命题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命题看似简单，实际改变了传统学术的操作方式：研究不再从经学权威和旧注出发，而是从问题、假设、材料搜集、证据审查和论证程序出发。

《中国哲学史大纲》体现了胡适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向：把中国哲学从经学附庸中分离出来，用现代学科分类重新组织先秦诸子。它打破儒学独尊，以“平等的眼光”处理各家思想，显示整理国故并非复古，而是要“破其迷信，还其真相，便其阅读”。

《白话文学史》则从文学演进角度证明白话文学不是五四以后突然出现的口号，而有长期历史传统。胡适通过文学史为文学革命提供历史合法性。

由此可见，胡适史学的理论核心，是把实验主义、进化观和乾嘉考据结合起来：历史研究要提出可检验的问题，也要说明制度、思想和文学形式如何在时间中演进。

顾颉刚把胡适的方法推向古史研究，形成影响深远的古史辨运动。其代表作和代表性工作包括《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丛书、《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汉代学术史略》、《尚书·大诰》今译及一系列《尚书》校释译论。

1923年前后，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其核心意思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即使不能知道某一古史人物或事件的真实状况，也可以知道它在传说系统中最早出现和逐渐扩大的过程。

这一理论的意义，不是简单说三皇五帝、尧舜禹等传统古史全都虚假，而是把古史本身当作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历史对象。顾颉刚关心的不是“古史有没有”，而是“古史观念怎样形成”。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讨论汉代经学、政治合法性和古史系统之间的关系，说明很多古史叙事并非中性的远古记忆，而是在战国秦汉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经学竞争中被组织出来。

《古史辨》丛书则把这种问题扩大为一个学术运动，胡适、钱玄同、童书业等人共同参与，使经学文本、古史传说、民间故事、神话和政治意识形态都成为可以考辨的对象。

古史辨的史学理论有三点最重要。第一，它把“文献形成史”推到古史研究中心。古书不再被当作透明窗口，而要追问成书年代、文本层次、传说增饰和后人改造。第二，它把怀疑变成现代史学的基本纪律。传统古史系统不能因为历史悠久就自动获得真实性，必须接受证据审查。第三，它把经学转化为史学。顾颉刚所谓“化经为史”，就是剥离经学文本的神圣性和政教权威，把它们还原为特定时代形成的历史材料。

当然，古史辨也有局限。其“默证”方法容易被扩大使用，即根据早期文献不载某事来推论某事尚未出现，这一点受到张荫麟、柳诒徵等人的批评。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献，也修正了古史辨派某些过度疑古的结论。

但是，从史学史角度看，古史辨的价值不取决于每一个具体判断是否成立，而在于它建立了一种现代史料批判意识。它迫使中国史学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历史不是现成摆在文献中的东西，文献本身也有历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史辨和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构成互补：一个破除未经审查的古史权威，一个用新材料重建可证的古史结构。

4. 傅斯年和史语所：“史学即史料学”

傅斯年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是民国史学制度化、材料化和跨学科化的集中体现。

傅斯年的代表性著作和论文包括《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学方法导论》、《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等，这些后来被整理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的核心内容。

他最著名的命题是“史学即史料学”，并在史语所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等原则。

这一命题常被理解为单纯反理论，但如果结合傅斯年的实际著作看，情况更复杂。

《夷夏东西说》并不是简单罗列材料，而是用文字资料、考古资料、地理空间和族群分布重构中国上古史。他提出上古中国存在东西两大族群系统，夷与商偏东方，夏与周偏西方，二者因对峙、争斗、混合而推动文化发展。

这个说法打破了一元连续的三代史观，也削弱了传统王朝正统叙事对古史的垄断。换言之，傅斯年虽然宣称不要空谈史观，但他的古史研究实际包含明确理论预设：传世文献不足以垄断历史真实，族群、空间和考古材料可以重新组织中国古史。

史语所把这种理论预设制度化。1928年成立以后，史语所设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方向，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罗常培、李方桂、劳榦等人分别在不同领域推进研究。

殷墟发掘、甲骨文整理、居延汉简研究、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全国方言调查、民间文艺采集，都不是孤立项目，而是同一套史学观念的展开：扩张材料，扩张工具，以现代机构组织集体研究，用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文献学共同重建历史。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尤其能体现史语所的史学理论。傅斯年提出，一门学问能够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能够扩张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能够扩充研究工具便进步，不能便退步。

他甚至主张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像生物学、地质学一样。这些说法显示，史语所追求的不只是旧式考据的精密，而是要把历史学改造成一种以材料发现、工具扩充和跨学科协作为核心的现代科学事业。

但史语所路线也留下长期争议。傅斯年对“历史哲学”、“史观”和宏大解释保持警惕，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事实自然显明。这一立场有助于反对空疏议论，却也容易低估材料选择、问题设置和分类方法中隐藏的理论前提。

为什么选择殷墟、甲骨、方言、民族、边疆、档案作为核心材料？为什么把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作为改造史学的工具？这些选择本身就不是中性的。

史语所的实践说明，现代史学理论不一定写成哲学宣言，它也可能体现为研究机构的组织方式、材料工程的优先顺序和跨学科工具的配置。

因此，傅斯年和史语所的意义应放在民国史学学科化的整体脉络中理解。王国维开辟新材料互证，陈垣规范史源与文献，陈寅恪把考据推进到文化解释，胡适和顾颉刚把传统古史系统变成可怀疑、可分析的对象，而傅斯年和史语所则把这些方法落实为现代研究机构和集体的历史材料工程。

到这里，清末新史学提出的“历史如何塑造现代国民和民族国家”问题，已经进一步变形为“历史学如何成为现代知识生产制度”。这为第四章所讨论的民国史学分化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史学已经学科化，围绕科学、艺术、哲学、文化传统和现实关怀的分歧才会更加尖锐。

本章整理表

名称	摘要
王国维	以《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建立二重证据法，改变古史研究的证据结构。
陈垣	以《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通鉴胡注表微》等发展史源学、校勘学和本土化实证史学。
陈寅恪	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将考据、语文学、制度史和文化解释结合。
胡适	以《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红楼梦考证》等实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推动整理国故和现代学科分类。
顾颉刚	以《古史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汉代学术史略》等提出层累说，推动疑古辨伪与文献形成史研究。
傅斯年	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夷夏东西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等推进史料学、跨学科古史重建和史学机构化。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民国史学制度化、跨学科化和材料工程的核心机构，代表殷墟发掘、甲骨整理、居延汉简、方言调查和档案整理等方向。
二重证据法	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互证的方法，集中体现王国维古史新证的理论贡献。
古史辨	民国古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运动，通过疑古、辨伪和层累说重审传统古史系统。

四、民国史学的分化：学衡派、南高史地学派与文化通史

1. 民国史学不是单一的“实证史学”

第三章所说的学科化，使民国史学获得了大学、研究院、材料工程和专业刊物的制度支撑。但史学一旦成为现代学科，内部的分歧也随之扩大。

民国史学并不是一条从启蒙政论走向史料实证的直线。史料派、古史辨派、学衡派、南高史地学派、文化通史、国史叙事、世界史取向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同一时代互相竞争、互相批评，也互相补充。

它们争论的不只是某一条材料是否可靠，而是历史学究竟应当成为怎样的学问：是科学，是艺术，是哲学，是民族文化的自我解释，还是现实政治与社会变革的理论工具？

这一章要强调的是，民国史学的分化并不是学术混乱，而是现代中国史学问题意识的展开。

第三章讨论的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主要把史学推向证据、材料、考据、文献形成史和机构化研究。第四章所要处理的，则是实证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当材料已经成为现代史学的基本门槛之后，史学是否还需要文化判断、历史叙事、价值关怀和世界视野？

学衡派、柳诒徵、钱穆、雷海宗、周谷城等人的意义，就在于他们从不同方向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此，民国史学内部至少存在三组张力。

第一，疑古与信古之间的张力。古史辨派要求拆解未经审查的古史系统，学衡派和南高史学则提醒疑古必须有界限，不能把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全部打散。第二，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张力。史料学派强调材料、证据和方法，张荫麟、陈训慈等人则强调历史写作还需要直观、叙事、史识和生命感。第三，民族文化与世界史之间的张力。钱穆、柳诒徵重在国史和文化生命，雷海宗、周谷城则把中国放入世界文明和全球历史结构中理解。

这些张力将继续影响战时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当代中国史学。

2. 学衡派与南高史学：信古、文化和历史艺术论

学衡派因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而得名，常被简单归为“反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但在史学史上，它的意义要复杂得多。

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徵、汤用彤、张荫麟等人并非拒绝现代学术。他们多受西方古典教育、新人文主义和现代大学训练影响，同时又强调“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这一路径和胡适、顾颉刚不同：胡适一路重在整理国故、疑古辨伪和实验主义方法，学衡派则更关心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是否会被粗暴否定，史学是否会被压缩为单一的材料科学。

在古史辨论战中，学衡派和南高史学构成了重要的制衡力量。

张荫麟在《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中批评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重点不在反对一切怀疑，而在指出怀疑方法的逻辑边界，尤其是“默证”不能无限扩大。

张荫麟后来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中提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看法，说明史学既要审查材料，又要通过叙事和理解表现有生命的历史境界。陈训慈等南高史地学者也有类似思考：史学不能回到旧式文辞，但也不能因批评“重文轻实”而否认历史叙事的艺术性。

柳诒徵是南高史学和学衡派史学方向中最关键的人物。他的《中国文化史》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写作的重要开创性著作，不再只写王朝政治和帝王将相，而是试图把礼俗、学术、思想、制度、宗教、教育和社会生活纳入一个文化整体中理解。

此书的理论含义在于：历史不仅是事实排列，也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展开。柳诒徵强调“本史迹以导政术”，说明文化史研究并非脱离现实，而是要为现代中国的公共秩序和政治建设提供历史资源。

柳诒徵晚年的《国史要义》更集中体现其史学理论。他以“礼”为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化的核心，试图在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后，对中国传统史学义例作新的概括。其“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的说法，带有强烈的经史贯通色彩。

这使他与傅斯年式史料学形成鲜明差异：傅斯年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像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柳诒徵则认为中国史学内部有其自身的礼、教、政、史相贯通的传统。

柳诒徵当然也受到“过于信古”、价值观保守、经史理想晦涩等批评；但从本报告的问题主线看，他的意义正在于提醒现代史学不能只问材料如何可靠，还要问文化如何延续、历史如何育人、史学如何参与公共秩序的重建。

3. 钱穆与文化本位的国史叙事

钱穆的《国史大纲》是民国文化本位国史叙事的代表作。它成书并出版于抗战时期，但其问题意识早在1930年代已经形成。

钱穆并不满足于把中国历史写成政治事件的顺序表，也不接受把中国历史简单概括为“专制黑暗”、“封建停滞”或“等待西方拯救”的叙事。他在《国史大纲》中提出，国人读国史应有“温情与敬意”，这个说法常被误解为无批判地颂古。

实际上，它首先是对文化虚无主义的反驳：如果一国国民完全不能理解自身历史中的制度、学术、政治和文化经验，也就很难在现代危机中形成稳定的共同体意识。

《国史大纲》的理论结构，核心不在叙事细节，而在“文化演进之真相”。钱穆写中国通史，重点不只是说明何时发生了什么，而是说明中国历史内部如何形成一种持续的文化生命。

他特别强调秦汉大一统的立国规模、士人传统、制度演变、学术思想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相对于蒋廷黻从外交和近代化角度解释近代中国，相对于傅斯年从材料和族群空间重构上古史，钱穆更重视文明内部的价值结构：一个民族为何能长期维持历史连续性？中国政治与文化为何没有完全以西方式民族国家为唯一尺度？

钱穆的史学理论由此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它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主体性叙事。在抗战语境中，《国史大纲》确实为国民提供了历史信心，使中国历史不再只是失败史和落后史。另一方面，文化本位叙事也有局限。它容易弱化阶级结构、社会矛盾、地方差异、族群经验和权力冲突，对近代以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革命运动的解释能力不足。

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史和区域史，正是在这些方面修正钱穆的文化总体史。但即便如此，钱穆仍代表民国史学中不可忽略的一极：现代史学不能只有证据规范，也需要回答一个民族如何理解自身历史、如何在危机中维持文化主体性。

4. 雷海宗、周谷城与世界史视野

雷海宗和周谷城代表民国以来中国史学中较强的世界史和文明比较取向。

雷海宗的代表作包括《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观》、《西洋通史》、《中国通史》等。他的治史风格与傅斯年很不一样。傅斯年重材料、考古、语言和史料扩张，雷海宗则强调综合判断、时代精神和历史哲学。他受到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影响，试图从不同文明的生命周期和文化形态中理解中国历史的特征。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最能体现雷海宗的问题意识。他并不只是写兵制史，而是讨论“兵的精神”、军民关系和文化心理。他提出“无兵的文化”解释中国长期积弱，认为中国社会对兵的排斥、兵匪不分和军民相互仇视，造成了严重的国家能力问题。

这种说法当然受到批评：它过于宏观，考据不足，且容易把复杂军事、财政、制度和社会问题化约为文化性格问题。但它也显示民国史学中的另一种努力：在民族危机中，史家试图从更长的文明结构中解释中国为何难以有效应对现代战争。

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还具有反欧洲中心论的一面。他批评把欧洲历史当作世界历史的中心，认为不同文化各有自己的发展周期和精神形态。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则从另一个方向推进了这种世界史意识。周谷城反对把世界通史写成欧洲通史的扩大版，主张世界史应是“世界整体的历史”，不是国别史的简单相加。他在《世界通史》中并列处理尼罗河流域、西亚、爱琴、中国、印度、中美洲等文化区，强调世界各地历史的关联和互动。

周谷城的“整体史观”后来在中国世界史学科中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中国史学要建立自主知识体系，不能只在民族国家内部寻找材料，也不能把世界史当作中国史的背景板。中国经验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史学也应参与解释世界历史。

这与当代全球史、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国史学的世界话语权问题有直接关联。雷海宗的问题在于过于依赖文化形态和宏观哲学，周谷城的问题在于其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进化论和整体史观之间有时并不完全协调；但他们共同打开了民国史学的全球尺度。

5. 民国史学分化的总体意义

民国史学的分化说明，现代中国史学从一开始就是多中心的。

古史辨派和史料学派确立了材料批判和证据规范；学衡派、南高史学和柳诒徵提醒史学不能失去文化连续性和人文判断；钱穆用《国史大纲》建立文化本位的国史叙事；雷海宗和周谷城把中国史放入世界史和文明比较之中。

它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新旧之争，也不是先进与落后的单线替代，而是不同问题意识在现代史学场中的竞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战时史学会呈现更强的现实关怀。

全面抗战以后，史学不再只是大学和研究院里的专业研究。近代史、外交史、中日关系史、政治思想史、文化史、世界史和革命史，都被迫回答民族存亡和国家重建问题。

本章讨论的分化，到了第五章就会转入战时压力场：史家既要保存证据规范，又要提供现实解释；既要说明中国为什么遭遇危机，也要说明中国如何可能重建。

本章整理表

名称	摘要
学衡派	以新人文主义、古典教育和文化连续性制衡激进疑古与单一科学主义，强调“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柳诒徵	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代表南高文化史和经史贯通路径，强调礼、文化整体和史学致用。
吴宓	学衡派核心人物，以《学衡》平台传播新人文主义，强调国学、西学和古典人文教育。
钱穆	以《国史大纲》建立文化本位的国史叙事，强调温情与敬意、大一统和中国文化生命。
雷海宗	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观》从军事文化、文明形态和世界史角度解释中国史。
周谷城	以《世界通史》《中国通史》探索整体史观，反对欧洲中心论，强调世界历史的有机联系。
张荫麟	批评过度疑古和默证滥用，提出历史学兼具科学与艺术的理论。
民国史学中的“南”“北”之争——以南高史地学派与傅斯年为例	可用于理解民国史学中材料化、科学化与文化解释、人文叙事之间的张力。

本篇小结

系列导航

近代中国史学史为什么是一部问题变迁史
民国史学如何成为现代学科
战时史学场与救亡时代的历史书写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中国通史叙事
改革开放后的理论解冻与多元史学
当代中国史学的新任务与总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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