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学史为什么是一部问题变迁史

系列：近代中国史学史的历程（1/6）

导语

这一篇先交代全系列的基本判断：近代中国史学史不是一条从旧到新的直线，而是一部围绕“历史如何被书写、为谁而写、依据什么解释中国经验”的问题变迁史。它从传统史学遗产说起，讨论清末新史学如何把历史主体从王朝转向国民、民族和国家。

系列位置

上一篇：无，本篇为系列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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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中国史学史不是一部由“旧史学”线性走向“新史学”的进步史，也不是某一种史观最终取代其他史观的胜利史。它更适合被理解为一部连续的“问题变迁史”：中国史学在传统治道、经世、考据、史论和文献整理的基础上，经历了民族危机、现代国家建设、大学与研究院制度、战争动员、革命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叙事、改革开放后的理论解冻、多元史学兴起，以及2011年以来中国重新定位自身世界位置之后的知识体系建设。

每一阶段都不是单纯增加新材料，而是在重新回答“历史如何被书写”、“历史为谁而写”、“历史依据什么被解释”、“中国经验如何进入世界历史理解”等这些根本问题。

本文首先明确研究对象：这里所谓“史学史”，不是狭义的史家传记或史籍目录，而是史学理论、历史哲学和历史研究方法的历史。

所有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区别只在于理论自觉强弱、表达是否明确、方法是否系统化，而不是有些史家“有理论”、有些史家“没有理论”。即使一个史家自称只做考据、只整理材料，他仍然预设了关于史料、事实、证据、历史真实、因果解释和历史意义的看法。

因此，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哲学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不是彼此外在的四个板块，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史家如何理解过去，如何取得证据，如何组织叙事，如何在现实时代中解释历史。

本文的中心判断是：近代中国史学史的主线，是中国史学在事实与史观、考据与解释、学术自主与现实关怀、民族救亡与专业规范、革命叙事与多元经验、本土问题与全球视野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的过程。

清末新史学把历史主体从王朝转向国民、民族和国家，其中梁启超的关键意义，不仅在于提出“史界革命”和国民史学，更在于把历史书写同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联系起来，并以“中华民族”概念修正单纯反满民族主义，使史学开始回答“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政治共同体何以成立”的问题。

民国学科化史学把史学推向大学、研究院、考古、档案和史料学；战时史学把近代史、外交史、中日关系史、政治思想史和革命理论推向公共场域。

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社会形态、阶级关系、人民主体和革命道路重组历史动力问题；新中国早期把革命史观制度化为通史、教材和国家叙事。

1978至2010年间，理论解冻、现代化史观、社会史、城市史、医疗史、思想史、知识史、经济史、边疆民族史、海外中国学和档案政治史共同打开多元史学空间，并使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生代学者成为新的研究主体。

2011年以来，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2011年中国 GDP 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带来了更强的历史自信和理论自觉，也使当代史学面对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知识体系、回应全球史学史、参与世界历史解释、发展青年写作与公共史学的新任务。

一、研究对象与传统史学遗产：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哲学和方法

1. 本文的研究对象：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哲学、历史方法的同一性

本文讨论的“近代中国史学史”，不是把历史学家按年代排队，也不是只列举史籍、著作和学术机构。本文的对象，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如何理解自身、如何取得证据、如何解释历史、如何回应时代、如何形成理论和方法的历史。换言之，本文讨论的是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哲学和历史研究方法之间的同一性。

所谓史学理论，狭义上是关于“历史学是什么、应当如何研究、史家如何认识过去”的理论；广义上还包括关于历史过程本身的思辨，如历史是否有方向、历史动力来自何处、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如何作用、民族国家和文明形态如何演变。

所谓史学史，则是这些理论和方法在具体历史学家、学派、制度、著述、争论和时代环境中的展开。

所谓历史哲学，是史家对历史意义、历史进程、历史规律和历史认识可能性的反思。

所谓研究历史的方法，则包括史料搜集、文献校勘、考据、版本、目录、考古、档案、统计、比较、解释学、叙事、概念分析和跨学科方法。

四者不是外在拼接。所有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只是理论自觉程度不同、表达方式不同、系统化程度不同。有的史家直接写出历史哲学和方法论，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胡适关于实验主义方法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社会形态和阶级分析的理论；有的史家不一定系统说明理论，却在选题、材料取舍、体例安排、因果解释和叙事风格中显露理论预设。

还应看到，有些历史学家自己宣称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研究方法之间存在张力。傅斯年是典型例子：他常以“史学即史料学”来反对空泛史观，但史语所的材料搜集、学科组织、考古取向和上古史重构本身，已经预设了一套关于史料、事实、族群、空间和历史重建方式的理论。

近代以来史家历史理论的例证不胜枚举。王国维使用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互证，已经预设了证据结构可以重组古史；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已经预设了文献和传说有形成史；钱穆书写国史，已经预设文化连续性和士人精神具有解释意义；陈旭麓讨论“新陈代谢”，已经预设近代中国是传统和现代、内部变动和外来冲击交错的社会转型。因此，本文不是在史家之外另找一套“理论”，而是要在史家的实际研究中发现其理论和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问题变迁史方法。所谓问题变迁史，正是要追问：同一个“历史如何被书写”的问题，在不同阶段被改写成怎样的问题？

清末新史学问的是历史如何造就国民、民族和国家，并在梁启超那里进一步变成“历史如何说明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民国学科化后的史料学问的是历史如何成为现代学问；战时史学问的是历史如何服务救亡与建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问的是历史动力和人民主体如何被解释；改革开放后史学问的是既有历史结论如何重新接受事实和实践检验； 2011年以来的当代史学问的是中国如何以更自觉的知识体系进入世界历史解释。

2. 传统史学不是近代史学的反面

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并不是从“没有史学”走向“现代史学”。中国传统史学拥有成熟体例、丰富材料、深厚史法和强烈现实功能。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史、方志、谱牒、金石、史评、实录、会要等，构成传统史学的基本形态。

传统史学既保存王朝兴亡、制度沿革和人物行迹，也通过正统、名分、褒贬、忠奸、治乱、华夷等范畴组织历史意义。

传统史学首先是一种政治记忆和治道知识。它关心王朝何以兴亡，制度何以得失，士人何以出处，边疆、财政、礼制、兵制、吏治何以维系秩序。

刘知几《史通》展示出中国史学内部很早就有史书体例、史才、史法和史学批评意识；章学诚《文史通义》则以“六经皆史”、史意、文史关系和经世意识，把历史写作同学术总体和现实关怀联系起来。

传统史学并非没有理论，它的理论常常不以现代学科术语表达，而是嵌入史官制度、史书体例、褒贬原则、义例安排和经世功能之中。

近代以后，梁启超等人批判“旧史学”只知帝王将相，其实针对的是传统史学在现代民族国家危机面前的问题场不足，而不是说传统史学没有知识含量。

传统史学能够处理治乱兴亡、制度得失和士人政治，却难以直接回答民族国家如何形成、国民如何被塑造、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如何改变中国、世界体系如何约束近代中国等等，这些近代以后才发生的问题。近代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突破，首先是问题中心的变化。

3. 乾嘉考据与现代实证史学的本土资源

清代乾嘉考据是传统学术中的方法高峰。它重视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辨伪、金石、版本和制度考证，训练了学者对材料和证据的高度敏感。钱大昕、阮元、俞樾等人的学术传统，使中国学术内部已有一套严密的材料处理方法。

现代实证史学在中国兴起，固然受到兰克史学、西方科学主义、现代大学制度和研究机构影响，但不能忽略本土考据传统的延续。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人重视史料和考证，并非完全从西方学来。他们同时继承和改造了清代朴学传统。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把甲骨、金文和传世文献并置；陈垣的史源学追问史料来源和文本流变；陈寅恪把文献考证同制度、宗教、民族和文化解释结合；顾颉刚把传统文献变成可追问形成过程的对象；傅斯年则把史料搜集和机构化研究推到极端。

但乾嘉考据本身不等于现代史学。它擅长解决文本真伪、训诂、制度源流和材料校勘，却不必然回答历史动力、社会结构、民族国家和现代转型等问题。

近代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传统考据的材料能力放入新的问题场中。现代中国史学的复杂性，正在于它既不是简单西化，也不是传统学术的自然延续，而是传统材料方法、现代学科制度和民族国家问题的重新组合。

4. 传统经世史学与近代救亡史学的连续性

有一点必须强调，即近代新史学常以反传统姿态出现，但它和传统经世史学之间并非完全断裂。传统经世史学相信历史可以服务现实政治，清末新史学则把这种经世功能从王朝治理转向民族国家建构。

区别在于，传统经世史学服务的是治道和秩序，新史学服务的是国民教育、救亡图存和现代国家。

这样，史学的问题发生了根本变迁：从“历史如何资治”转向“历史如何救国、立国和造就国民”，并进一步转向“历史如何把多族群、多区域、多传统的中国说明为一个现代共同体”。

这一连续性很重要。它说明中国史学从来不只是书斋中的材料整理，也不只是纯粹外来的现代科学。

史学在中国从来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传统时代是资治、明道和经世，近代以后是救亡、启蒙和建国，新中国以后是革命叙事和国家历史教育，改革开放以后是思想解放和学术重建，2011年以来则进一步转向文化自信、文明互鉴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本章整理表

名称	摘要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同一性问题_董立河	为本文研究对象提供方法论依据，强调史学理论、史学史和历史哲学之间的内在统一。
刘知几	以《史通》代表传统史学批评和体例意识，说明传统史学已有理论自觉。
章学诚	以《文史通义》、“六经皆史”和史意论连接史学、经世和学术总体。
乾嘉考据	传统材料方法的重要高峰，为现代实证史学提供本土资源。
乾嘉考据学	代表校勘、训诂、金石、版本和辨伪等传统考证方法的系统化。
中国史学史	本章的总入口，说明史学史不是史籍目录，而是理论、方法和历史意识的演变。

二、清末新史学：从王朝记忆到民族国家和文明竞争

1. 严复：进化论、群学与历史竞争意识

清末新史学的兴起，离不开严复所代表的进化论和群学背景。严复并没有写出系统史学专著，但他的译著、按语和政论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哲学的重要前提。《天演论》、《原强》、《群己权界论》等文本，使“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群”，“民力、民智、民德”等观念进入中国思想界。

严复把历史理解为群体竞争和国民能力提升的过程，认为中国若不能提高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会在世界竞争中失败。

严复的重要性在于，他把历史危机解释为文明竞争和群体组织能力问题。传统史学关心王朝治乱，严复则把中国放入世界竞争结构中。

他的历史理论并不以“史学理论”名义出现，但他对进化、群体、自由、国家能力和文明竞争的理解，直接改变了清末知识界理解中国历史处境的方式。历史不再只是过去的兴亡镜鉴，而成为民族存亡的警报。

严复并非简单照搬西方进化论。他试图用中国传统的“天”、“理”、“气”等观念缝合西方自然进化论和中国伦理宇宙论之间的断裂。

这样，清末历史观念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既接受西方进化论的竞争压力，又试图用本土思想资源加以转化。这种双重性后来反复出现：近代中国史学不断吸收外来理论，却又总要把外来理论重新放入中国问题中。

2. 梁启超：“史界革命”、国民史学与中华民族叙事

梁启超是清末新史学最重要的旗手，也是近代中国史学史中第一个必须放在“问题变形”层面理解的人物。

1901年至1902年，他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提出“史界革命”的纲领。他批判旧史学只写帝王将相、朝代兴亡和一姓一家之事，不能培养国民意识；主张新史学应当写民族、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和人民生活，以历史塑造现代国民。

《新史学》将历史界定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由此把史学从王朝记忆和资治镜鉴推向国民教育、民族竞争和国家建构。

从问题变迁史看，梁启超完成的第一层转折，是把“谁的历史”这个问题从“君史”改写为“民史”。

传统正史以王朝、帝王、官僚和制度为主要对象，梁启超则要求历史面向国民共同生活，说明社会群体如何形成、国家能力如何增长、民族意识如何觉醒。

他所谓的“四弊”、“二病”、“三恶果”等分析，虽然有激烈否定传统史学的成分，却准确击中了旧史学在近代危机面前的问题不足：它可以保存治乱经验，却难以直接回答国民为何需要自觉、民族为何需要组织、国家为何必须自强。

第二层转折，是梁启超把历史主体从一般“国民”推进到现代“民族”与“中华民族”。

他是近代较早提出并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思想家，其“大民族主义”试图超越“小民族主义”式的单一汉族中心，把汉、满、蒙、回、藏等族群理解为可以合成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历史主体。

这一点对辛亥前后民族主义的修正意义很大：它既承认反满革命在清末政治动员中的现实作用，又避免把现代中国的建国基础固定在狭隘排满逻辑上。相对于“驱除鞑虏”式民族主义，“中华民族”概念为“五族共和”以及后来更成熟的多民族国家叙事提供了思想资源。

这一概念对史学理论的影响深远。因为一旦把“中国”理解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共同体，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就不再只是朝代递嬗、汉族兴衰或中央王朝制度演变，而是多族群如何在长期接触、冲突、融合、制度整合和文化交流中形成共同的历史。

梁启超后期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华民族之成分”等论述，正是在把民族史、国民史和文明史结合起来。由此，新史学的核心问题从“历史如何造就新民”进一步变成“历史如何说明中华民族何以成为一个大的、久的、能够融合统一的共同体”。这为后来统一多民族国家史、民族史、边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提供了早期理论入口。

梁启超的史学贡献还不止于启蒙政论。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转向更系统的方法论建设，讨论史料搜集、鉴别、史学范围、历史叙述和史学史写法，把早期“史界革命”的动员性语言推进为现代史学方法论。

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以及《补编》中的《史学史的做法》，使他成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开创者。也就是说，梁启超既是新史学运动的发动者，也是中国史学史自我反思的奠基者之一。

当然，梁启超的路径也包含张力。

第一，他把史学放在救亡、启蒙和建国任务中，容易使历史服务于急迫的政治目的；第二，他吸收进化论、文明等级论和日本文明史学等资源，打开了世界眼光，也可能带来目的论和文明等级论等判断；第三，他的早期新史学带有强烈政论色彩，若缺少史料训练，容易滑向宏大叙述。

正因如此，后来的实证史学、史料学派、古史辨运动和民国专业史学，既继承梁启超打开的问题，又修正其过于急切的解释方式。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史学史中的地位，正在于他把史学问题推入现代：历史不再只是过去的记录，而成为国民、民族、国家和文明自我理解的理论工程。

3. 刘师培、章太炎与国故转化

清末新史学并非仅梁启超这一条线。如果说梁启超主要从“国民”、“民族”、“国家”出发改造旧史学，刘师培和章太炎则代表另一条更复杂的路径：他们并不满足于用外来概念替换传统史学，而是试图从经学、小学、诸子学、明遗民记忆和国故整理中寻找现代史学的资源。

由此，清末新史学内部出现了一个重要分叉：历史不只要回答“怎样塑造现代国民”，还要回答“传统学术怎样被重新组织，才能进入现代知识体系”。

刘师培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把晚清文明史书写和传统经史之学连接起来。《中国历史教科书》采用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分期，又吸收文明史“分析事类”的方法，把制度、文物、学术等内容纳入通史叙述，突破旧史偏重帝王政治和朝代兴亡的格局。

这一点与梁启超新史学有相通处：二者都要求历史书写面向社会整体和文明演进。但刘师培的入口更偏向国故内部。

他的《周末学术史序》以现代学科分类重释周秦学术，把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法学等名目嵌入诸子学叙述；《南北学派不同论》则从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等方面辨析南北学风。这样的写法不是单纯保存旧学，而是把经史子集的材料重新编入近代学科知识的框架，体现出“以国故通新学”的方法。

不过，刘师培的史学并不能只看作现代化的顺利转化。他的思想始终处在复古与维新之间。

一方面，他早年持有“六经皆史”的倾向，把经书看作先王旧典和历史文献，带有以史诠经、打通经史的开放意味；另一方面，后期又转向强调经史分途，固守汉儒经说，呈现出更保守的经学立场。

学界对这一转变多有批评，钱玄同曾以从“实事求是”转为“竺信汉儒经说”概括其退化面向；近年研究则提醒，后期经史分途也可能是他为经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寻找独立位置的一种努力。

刘师培的复杂性正在这里：他的政治道路从革命转向拥袁复辟，确有明显断裂；但他的学术实践仍显示，晚清旧学并非只能被现代学科取代，也可能通过分类、校释、讲义和教科书形式被重新组织。

章太炎的国故转化路径更具思想张力。他既是革命家，也是国学大师（俞樾的弟子）；既吸收进化论和近代分析方法，又从自己的齐物哲学出发批判文明等级论；既重视小学、音韵、训诂和经学考证，又以民族革命和“历史民族”意识重构中国历史。

他的《訄书》以种族、制度、历史演变等问题回应清末革命处境；《国故论衡》把语言文字、经学、诸子学和民族问题结合起来；《清建国别记》则通过原始资料互证、重建清初源流，显示出接近现代实证史学的史料意识。

章太炎由此提供了不同于梁启超的史学路线：梁启超以国民史学推动历史主体更新，章太炎则以文字、经学和民族记忆追问“中国”这个历史主体如何被保存、辨认和重新说明。

章太炎的史学还包含对西方中心文明叙事的抵抗。他并不拒绝进化论，但反对把进化论理解为固定的文明等级表；并不拒绝现代学术方法，却反对以“只佩服别国的学说”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学术。

他提出“自国自心”的学术独立意识，强调本国学术必须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其齐物哲学所包含的“不齐之齐”等观念，正可用来反制把世界文明排列为高低等级的思维。放在史学史中看，这意味着清末新史学不仅有“向西方学习”的一面，也有借助本土思想资源批判西方中心论、重建中国学术主体性的一面。

刘师培、章太炎共同说明，清末新史学的现代性并不是单线西化。

它一方面接受进化论、文明史、社会科学分类和近代通史体例，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到经学、小学、诸子学、明遗民传统和国故整理中寻找根据。

二人的局限也很明显：刘师培的政治转向和后期经学保守性削弱了其学术形象；章太炎的文字学和语言学考证后来受到傅斯年等人的尖锐批评，显示传统小学进入现代科学范式时并不总能顺利转换。

但正因为这些张力，他们才构成近代中国史学转型中不可忽略的一环：历史学不仅要塑造现代国民，也要解释传统资源如何被重新分类、重新证明、重新进入现代。

4. 新史学的问题变迁与内在困境

清末新史学完成的基本问题变迁，是把“历史如何保存王朝治乱经验”改写为“历史如何塑造民族国家和国民意识”，并在梁启超那里进一步推进为“历史如何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严复提供进化竞争的历史压力，梁启超提供国民史学、中华民族叙事和史学方法论的纲领，刘师培和章太炎提供国故转化和传统资源再解释的路径。它们共同把历史从王朝记忆推向民族国家叙事。

但新史学也留下三个长期问题。

第一，历史书写如何在救亡功能和学术独立之间保持平衡？第二，外来概念如何被消化，而不是机械套用？第三，宏大叙事如何与史料考证结合？

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思考则提示了另一个更深的问题：民族国家叙事如何既形成共同体意识，又不抹平多族群、多区域和多传统的历史差异。

这些问题将贯穿民国史学和后来的中国史学史。也正因为如此，清末新史学并不是一个已完成的开端，而是近代中国史学问题链条的起点。

本章整理表

名称	摘要
严复	通过《天演论》《原强》《群己权界论》等把进化、群学和文明竞争引入近代历史意识。
梁启超	以《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推动史界革命、国民史学、中华民族叙事和中国史学史方法论建设。
刘师培	以经学、诸子学和历史教科书写作连接国故与现代学科分类。
章太炎	用国学、小学、民族革命和齐物哲学批判文明等级论，代表国故转化路线。
中国近代新史学	清末以后历史主体从王朝转向国民、民族和国家的核心史学形态。
进化史观	严复、梁启超理解历史竞争和文明进步的重要理论背景。
中华民族	梁启超早期提出并持续阐发的重要概念，有助于把反满民族主义推进为多民族共同体叙事。
文明等级论	清末知识界既接受又批判的重要外来文明叙事。
以国故通新学	概括刘师培、章太炎等从传统资源内部推动现代转化的方法。

本篇小结

系列导航

近代中国史学史为什么是一部问题变迁史
民国史学如何成为现代学科
战时史学场与救亡时代的历史书写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中国通史叙事
改革开放后的理论解冻与多元史学
当代中国史学的新任务与总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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