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史学场与救亡时代的历史书写

系列：近代中国史学史的历程（3/6）

导语

这一篇聚焦抗战时期的史学场。战争压力使近代化、外交史、中日关系史、政治思想史和文化救亡进入公共讨论，历史写作不仅是书斋中的专业研究，也成为解释民族危机、动员社会认同和重建中国位置的知识方式。

系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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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战时史学场：近代化、外交史、中日关系史与文化救亡

1. 全面抗战改变史学的时代位置

全面抗战以后，史学进一步进入民族存亡和国家重建的压力场。本章要说明，在战争压力下，这些不同取向如何被迫面对一个更急迫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走到危机深处，又应当怎样解释自己的近代命运？

战时史学并不意味着学术性下降。相反，战争迫使史家把材料、解释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蒋廷黻、陈恭禄从近代史和外交史角度解释中国面对西方冲击的制度反应；王芸生、王信忠从中日关系史、甲午战争和日本侵略扩张中寻找战争根源；萧公权通过《中国政治思想史》整理传统政治思想资源；钱穆、柳诒徵、雷海宗等以文化史和世界史回应民族精神危机；毛泽东则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把近代史解释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

战时史学的共同特征，是史学从专业研究进一步转化为时代诊断。

这种时代诊断有多条路线。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多从国际关系、近代化、外交失策、文化精神和政治思想传统解释中国危机；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阶级关系和革命主体解释中国近代史。

二者之间有强烈分歧，但也共享一个问题：近代中国不能只被写成事件编年，它必须被写成一个有结构、有动力、有方向的历史过程。

2. 陈恭禄、蒋廷黻与近代中国史的早期通史化

陈恭禄193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下册，是民国时期近代史通史化的重要成果。陈恭禄把近代界定为“近百年内”中国国际关系根本改变、思想学术、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均受外来影响的时期，这使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被作为一个独立阶段加以处理。

该书的叙述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贯穿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等问题，试图把近代中国从晚清政治史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有自身结构的研究对象。

陈恭禄的史学理论，集中体现在其“国际关系”框架和客观主义史料观中。他强调“举不求人，言必有据”，大量使用清廷奏折、上谕、外交文书等材料，试图让读者理解历史人物所处的背景环境、失策和责任。

相对于后来马克思主义近代史以阶级斗争、人民革命和社会性质为中心的解释，陈恭禄更关心中国如何在国际体系变化中被迫转型。他的优点在于材料扎实、叙事宽广、能够把近代史从单一王朝史中独立出来；局限则在于对革命、人民运动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解释不足，容易把近代中国问题压缩为外交和上层政治的失策。

蒋廷黻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篇幅较短，却有极强的解释性。全书围绕“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等问题展开，把中国近代史理解为传统中国面对西方现代力量时不断失败、迟疑、学习和改革的过程。

蒋廷黻最关心的是中国为何不能及时接受近代科学、机械、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制度。他把“近代化”作为解释主轴，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和辛亥革命都纳入“面对挑战—寻找方案—评估成败”的结构。

蒋廷黻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清晰可读的近代史解释框架。他不满足于记录事件，而要判断中国错过了哪些历史机会，哪些人物具有“新精神”，哪些反应仍困在旧社会的“循环套”中。

这一写法后来常被视为“冲击—回应”模式或近代化史观的前身。

它的局限也很明显：以西方现代化为标准，容易低估中国内部社会矛盾、地方结构和人民革命，也容易把帝国主义侵略解释成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外部压力。

陈恭禄和蒋廷黻共同说明，战时前后中国近代史写作已经不满足于编年叙述，而是在寻找解释中国近代命运的总体框架。

3. 王芸生、王信忠与中日关系史的学术抗战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史从专门研究变成公共历史教育的一部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最初在《大公报》连载，后结集出版。

它以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至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六十年关系为主线，大量使用中日外交档案、清宫档案和各方史料，系统追溯日本对华政策、朝鲜问题、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东北问题和国际列强关系。王芸生原本是新闻记者，但这部书使他成为“学者型记者”的代表。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史学意义，在于它把新闻、公共史学和严肃外交史结合起来。张季鸾倡议此专栏，是为了使国民“明耻”，在历史回顾中产生救国雪耻的决心。

但王芸生并没有把它写成单纯宣传文字，而是坚持“以史料说话”。该书的视野也不局限于中日双边关系，而是把俄国、德国、美国、华盛顿会议等列强因素纳入叙述，说明中日关系早已成为世界关系的一部分。这种写法对后来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很重要：日本侵华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东北亚国际秩序、帝国主义竞争和中国外交失势长期交织的结果。

王信忠则代表更学院化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他在蒋廷黻指导下完成《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被视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甲午战争历史背景和起因的学术专著。

该书从中朝宗属关系、明治日本征韩论、江华条约、壬午事变、甲申事变、东学党之乱和丰岛海战等问题入手，逐步说明甲午战争并非偶然爆发，而是日本明治政府长期对外扩张政策发展的结果。

王信忠的研究方法继承蒋廷黻的外交史训练，重视中、日、西方多语种第一手资料，强调史料搜集、审校、出处和国际法、外交互动分析。他的研究带有强烈时代意识：通过揭示甲午战争的外交背景和日本扩张的连续性，为抗战时期中国理解敌国政策提供学理支持。

王芸生和王信忠，一个偏公共史学和新闻史料整理，一个偏学院外交史和甲午战争起源研究，共同构成战时中日关系史的两条路线。它们说明，抗战时期史学不仅是在回顾过去，也是在为现实中的民族抵抗提供历史认识。

4.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战时语境中的思想史整理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完成于抗战时期，1945年正式出版，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之作。它不是直接写抗战史，却在战时语境中回应一个更深的问题：现代中国要建立怎样的政治秩序？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中哪些资源仍然有意义，哪些限制必须被辨明？

萧公权的论述结构很清楚。他以“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推移”为基本原则，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分为封建天下、专制天下、近代国家等阶段，并以“创造”、“因袭”、“转变”、“成熟”组织思想演变。

先秦儒、道、墨、法是创造时期；秦汉至宋元是专制天下中的因袭时期；明清至近代则进入转变；最后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作为近代国家政治思想的成熟形态。这一结构显示，萧公权不是把思想史写成思想家名录，而是把政治思想放在制度变迁和国家形态演化中理解。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史学理论，可概括为“政治学的观点，历史学的方法”。

它一方面重视历史语境，主张把思想家放回其时代制度与政治问题之中；另一方面又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关心传统政治思想中是否存在现代国家、法律、制度、自由、人本主义等资源。

比如他特别重视宋代功利思想，把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与理学相对举，认为宋代政治思想的重心不只在理学。这种写法打破了单纯以道学为中心的宋代思想史叙述。

萧公权的局限也在这里。他用“封建—专制—近代国家”，“创造—因袭—转变—成熟”等二元或阶段性框架，容易简化复杂思想传统；他对宋代理学政治意义的评价，也受到后学批评。

但从战时史学史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意义在于，它把思想史变成理解国家、制度和政治秩序的一种方式。战时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军事抵抗，也需要政治思想上的自我整理。

萧公权与钱穆、柳诒徵不同：钱穆侧重国史文化生命，柳诒徵侧重礼与文化整体，萧公权则以现代政治学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

5. 钱穆、柳诒徵、雷海宗与文化救亡

战时文化史写作具有强烈的救亡功能。钱穆《国史大纲》、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及其南高史学传统、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都不是单纯书斋著作。

它们在不同意义上回答同一个问题：面对日本侵略和西方中心论，中国历史是否只是一部失败史？中国文化是否仍能为现代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提供精神资源？

钱穆的回答是文化本位的国史叙事。他通过《国史大纲》说明中国历史有其内在连续性和制度文化生命，不能把秦汉以来两千年简单说成专制黑暗，也不能把中国近代失败解释为中国文化整体失败。

柳诒徵的回答是文化史和礼治传统。他试图在中国文化演变中寻找公共秩序、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的历史资源。

雷海宗的回答则更尖锐。他并不简单赞美中国文化，而是通过“无兵的文化”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在军事精神和国家能力上的缺陷。

这三种文化救亡路径相互不同。钱穆更重温情与敬意，柳诒徵更重礼与文化整体，雷海宗更重文化病理诊断和世界史比较。

它们共同说明，战时史学并不是只有抗日宣传一种形态，也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革命史观一种解释。文化救亡史学既有鼓舞民族精神的一面，也有容易弱化社会矛盾、阶级结构和国家制度缺陷的一面。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社会史研究，正是在这些方面对文化本位史学提出修正。

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史观的形成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著）、《新民主主义论》等文本，标志着中共革命理论的完善，以及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解释。

它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却在近代中国史学史中具有重要位置，因为它们提供了一套影响深远的近代史解释框架：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与之勾结的大资产阶级； 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 中国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定条件下的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性质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结构很能说明毛泽东的历史哲学。

第一章先分析“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古代封建社会、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章再分析“中国革命”：百年来革命运动、革命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党的领导。

这个结构把社会性质分析作为革命理论的基础，也把近代史解释和现实政治路线直接连接起来。历史不再只是过去的事实，而成为判断革命对象、阶级关系、历史阶段和未来道路的理论工具。

《新民主主义论》则进一步系统回答“中国向何处去”。

它通过“中国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部分，把中国革命放入世界革命和中国社会特殊性之间理解。

其历史哲学包含三个关键点： 第一，社会形态论，即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第二，历史阶段论，即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既相区别又相衔接； 第三，人民主体和阶级动力论，即历史动力不再主要来自帝王、士人或文化精神，而来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人民革命实践。

这套新民主主义史观与陈恭禄、蒋廷黻、钱穆、萧公权等人的解释都不同。它不把近代史中心放在外交失策、现代化迟滞、文化连续性或政治思想传统，而是放在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阶级结构和党的领导上。

1949年以后，这套解释进一步进入教材、通史和国家历史叙事，成为新中国近代史框架的重要基础。这就自然引出下一章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把历史动力问题推到现代中国史学中心。

本章整理表

名称	摘要
陈恭禄	以1935年《中国近代史》推进近代史材料系统化和通史化，重视国际关系和客观主义史料观。
蒋廷黻	以1938年《中国近代史》从外交史、近代化和“冲击—回应”角度解释中国近代转型。
王芸生	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把中日关系史、新闻史料整理和公共史学结合起来。
王信忠	以《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系统研究甲午战争起因，代表学院化中日外交史研究。
萧公权	以《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战时语境中整理政治思想传统，强调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推移。
钱穆	以《国史大纲》提供抗战时期文化本位的国史叙事和历史信心。
雷海宗	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从文化形态、军事精神和国家能力解释中国危机。
毛泽东	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形成新民主主义史观，解释中国革命道路和近代史分期。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战时中日关系史和公共史学的重要著作，以大量外交史料追溯日本侵华和东北亚国际关系。
新民主主义	中共革命理论和近代史解释框架的核心概念，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

本篇小结

这一篇聚焦抗战时期的史学场。战争压力使近代化、外交史、中日关系史、政治思想史和文化救亡进入公共讨论，历史写作不仅是书斋中的专业研究，也成为解释民族危机、动员社会认同和重建中国位置的知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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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代中国史学史为什么是一部问题变迁史
2. 民国史学如何成为现代学科
3. 战时史学场与救亡时代的历史书写
4.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中国通史叙事
5. 改革开放后的理论解冻与多元史学
6. 当代中国史学的新任务与总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