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 12 月，一封送到西安的信，让杜斌丞的名字从此与一段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连在一起。信是毛泽东写给他的，称他是“西北领袖人物”，希望他能“居中策划”，促成红军与杨虎城的谅解。
这封信不是凭空而来。它背后，是杜斌丞在西北多年的苦心经营。
要理解杜斌丞在这段历史里的角色，得先看清 1935 年前后西北的复杂格局。这一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一下子处在南京中央、东北军和红军三方之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让陕军、东北军、红军三方互相消耗——这就是所谓的“剿共”部署。
而杜斌丞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可能。他提出：与其让陕军、东北军、红军三方对立、互相残杀，不如把它们转化为三方联合、共同抗日。这八个字——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成了他在西安事变前后最重要的政治主张。
杜斌丞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实打实地做起了联络工作。他先后联络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孙作宾，表示杨虎城要与红军建立联系、实行互不侵犯；随后，汪锋携毛泽东的亲笔信潜入西安，杜斌丞分析十七路军的处境，指出蒋杨之间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再后来，中共代表张文彬常驻西安，与杨虎城达成了抗日的口头协定。
不仅是对中共，杜斌丞还在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奔走。1936 年 1 月，他代表杨虎城方面，与张学良方面的高崇民、孙达生、刘澜波等人建立联系，共同商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大计。后来有人评价，杜斌丞“是真正主张西北军与东北军团结抗日的人”。正是在他的牵线下，“杨虎城与中共”的合作，扩展成了“杨虎城、张学良与中共”的多方协同。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事变发生后，张、杨共同组建了政治设计委员会，杜斌丞是委员之一；同时，他出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实际操持着省政。
这里有一个值得细看的细节——杜斌丞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初期，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各方意见并不统一，有“杀”“送”“放”等多种说法。杜斌丞也经历了思考的过程。但当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于 12 月 17 日飞抵西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周恩来会见了杜斌丞，杜斌丞代表杨虎城方面加入三方联合办公厅，很快接受了和平解决的主张。他曾感慨：“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
从“三方对立”到“三方联合”，杜斌丞在这段历史里扮演的，正是一个能够解释、联络、保护、转化的中介角色。他既不是握有军权的主要发动者，也不是中共派出的正式代表，但他长期处在四方之间，把西北地方的政治资源，一步步纳入到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逻辑之中。
而这一切——他在西北建立起的声望、关系、信任——正是若干年后，他能够把西北民盟组织起来的历史基础。
资料来源
- 孙攀河《地方网络与三方联合：杜斌丞的西北抗日统战实践》。
系列文章说明
本系列文章供民盟盟员，尤其是新入盟的盟员学习民盟史使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等主要历史资料，以及李先伦、邱钱牧、包爱芹等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系列文章由孙攀河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