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 年，一位刚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青年回到陕北。他不是去当官，而是接掌了一所地方中学——榆林中学。这个从米脂走出来的读书人，叫杜斌丞。
谁也想不到，这个第一眼看只是“办教育”的校长，日后会成为西北民盟的缔造者，并最终为民主事业献出生命。要理解他后来的政治选择，得先看他在榆林中学这十年做了什么。
杜斌丞主持榆林中学长达十年（1917—1927）。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里看，这不是一般的办学。他延聘了一批进步教师——这里有后来成为陕西早期中共重要人物的魏野畴、李子洲，他们给学校带来了《新青年》《向导》《共进》等刊物，也让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学生中流传开来。
杜斌丞把这些进步力量引进学校，办了学生自治会、读书会、平民学校，让一所地方中学，慢慢变成了陕北青年思想启蒙和组织化的空间。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里，有刘志丹、谢子长这样的革命者。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杜斌丞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党组织的创建者。更准确地说，他是那个时代罕见的“制度空间的提供者”——他搭起一个平台，让进步思潮、青年学生和早期的组织活动，有了一块可以生长的土壤。这个定位很重要，它说明杜斌丞的政治倾向从一开始就不是保守的，而是对五四民主、新文化、左翼思想始终保持开放与支持。
办教育的同时，杜斌丞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校园里。1930 年前后，他成为杨虎城的重要幕僚，随后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构想——“大西北主义”。
什么是大西北主义？杜斌丞把它概括为二十四字方针：“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如果用大白话说，就是“打开后门”（联合苏联），“关住前门”（把蒋介石的中央军挡在潼关之外）。
这背后是一个清醒的判断。正如杜斌丞所说的那样：“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
别看“大西北主义”这个词有点“地方割据”的味道，研究者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种“区域政治构想”——它既要保存陕军这一地方实力，又要赋予地方实力以反蒋、联苏、联共、抗日的政治方向。用学者的话说：“它处于地方实力与革命理想之间：没有地方实力，它无法实施；只有地方实力，它又会滑向割据。”
杜斌丞在“教育救国”与“地方军政联共”之间，走通了那条后来通向民主革命的路。他的教育声望、青年网络、军政人脉和政治信任，都在这段岁月里一步步积累起来。而这些，正是他日后能够主持西北民盟、把各方力量重新组织起来的根本底气。
资料来源
- 孙攀河《从边地中学到学缘网络》；
- 孙攀河《地方实力、革命传统与西北出路：杜斌丞“大西北主义”及其政治实践研究》。
系列文章说明
本系列文章供民盟盟员，尤其是新入盟的盟员学习民盟史使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等主要历史资料，以及李先伦、邱钱牧、包爱芹等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系列文章由孙攀河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