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阅读导语：本文从中世纪的”愚人船”讲到17世纪的”大禁闭”，讲福柯如何证明”疯子、病人”这些身份是历史划出来的，进而连”人”这个主体本身都是近代发明、终将被抹去。
你大概以为，”疯子”是个自古就有的、再清楚不过的身份——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罢了。可福柯翻了翻历史，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中世纪到文艺复兴那会儿，疯子是”自由”的。他们被送上一种叫”愚人船”的船，在河上、海上漂流——不是被关押，而是一种带着浪漫色彩的流浪。当时的欧洲人甚至觉得疯子很神秘、很有诗意：疯癫和智慧、和先知、和说出真相，常常连在一起。想想《堂·吉诃德》，他疯疯癫癫，可疯话里全是真相。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李尔王》，那些最清醒的疯话，也常常藏在疯子嘴里。
可到了 17 世纪，一切突然变了。1656 年，巴黎设立”总医院”，把疯子、乞丐、流浪汉一起关了进去；英国、德国纷纷效仿。一夜之间，那个”诗意的疯子”，变成了”必须禁闭的异类”。福柯要问的，正是这个翻转：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他们什么都没做错，只是”不正常”。
疯癫，是被理性”划”出来的
福柯最重要的洞见是：疯癫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固定的”病”，而是被理性一步步界定出来的。
他说，笛卡尔那句”我思故我在”，其实还藏着另一层意思——”我思故我未疯”。因为一个正在怀疑、正在思考的主体，绝不可能是疯子。这一下，疯癫就被彻底排除出了”思想”。理性把自己摆在了中心，而疯癫，就成了理性必须划开的那个”他者”。不是疯子有问题，而是理性需要有一个”不正常”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是”正常”的。
福柯说，这种划分”正常/异常”的动作，本身就是权力在运作。你不是先有了一个客观的”疯”，然后社会去定义它；而是社会先划出了一条”正常”的界线，然后把所有越过这条线的人，统统归为”疯”。这条线画在哪、怎么画，才是关键。而那个时代之所以把疯子关起来，恰恰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坏事，而是因为——他们让”正常的人”不安。 把他们关起来，正常的世界就干净了。
疯人院：看似人道，实则换了一种掌控
到了 19 世纪，疯癫又迎来一次”变化”。疯人院建立起来了，疯子不再是”犯人”，而是变成了”精神病人”，要接受”治疗”。这看起来是一次人道解放——终于有人管他们了，不再把他们当囚犯了。
可福柯偏不买账。他说，这其实是换了一种更隐蔽、更深层的掌控。
你看疯人院里的规矩：到处是缄默——病人被解除镣铐，可谁也不许跟他说话，他陷入一种被彻底抛弃的孤独；然后是审判——病人必须承认自己疯了、必须有负罪感，才可能被”治好”、被放出去；最后是医生被神化——医生成了疯人院里权力最大的人，成了一个”魔法师”。他说你病了，你就病了；他让你吃药，你必须得吃，他还要监视你有没有偷偷吐掉。最后，如果他说你治愈了，你就没病了。
福柯说，这看似科学、人道，可病人在这里彻底失去了话语权。他不再是”用自己的话说自己是疯”的人，而是被”用一个权威的声音宣布他是疯”的人。疯癫，从一种”理性要压制的东西”，变成了”由医学宣布、由权力裁判的病症”。
所以你看，从”愚人船”到”禁闭所”，再到”疯人院”，三幕下来，疯子始终没有真正被解放——他只是从一种被压制的方式，换成了另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前两幕是把他关起来、不让他说话；最后一幕，是让他开口，却只允许他承认”我病了”。
从疯癫到规训：全景敞视监狱
福柯不止拆”身份”，他还要拆权力怎么规训人的身体。他要讲的是《规训与惩罚》里的核心——全景敞视监狱。
这监狱是边沁设计的，长得像个环形，一圈牢房围着一座中央瞭望塔。塔里有没有人看守？囚犯看不见。所以囚犯只能假设”塔里随时有人在看我”，于是自己就变得乖乖的：不敢乱动、不敢作恶、时刻自我约束。
福柯说，这个设计最阴险的地方，不是塔里真的有个人在盯你，而是让你”以为随时可能被看”。你根本不需要真的被盯着，只要你觉得可能被盯着，你就会自己管教自己。
而他说，这不只是监狱的特例——学校、工厂、军队、医院，全都这样。你从小在教室里坐得笔直、在工位上埋头干活、在镜头前注意仪态，未必是有人时时刻刻在管你，而是你”以为有人在看”。你以为的自由，可能只是”随时可能被看”的自我规训。 福柯管这套叫”规训”——它不是用暴力压你，而是用”可能被看”让你自己把自己管好。
医学凝视：”病人”是被看出来的
这就要说到福柯的一组特别贴合日常的分析——医学凝视。他写了《临床医学的诞生》，讲的是”病人”这个身份，是怎么被医学”看”出来的。
你想想：一个人，身体不舒服，他算不算”生病”？——在某种程度上，得医院说了才算。不是他觉得自己病了就病了，而是要医生用一套”凝视”、一套分类，替他下个判断：”你有某某病。”这一宣布，他才正式成了”病人”。
福柯说，这就是医学凝视在运作：它不是天然地”发现”你病，而是用一套医学知识、一套分类框架，把”病人”这个身份生产出来。你在医院里被贴上”病人”标签的那一刻，是被医学这门知识”看见”并归类了。
这也解释了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为什么”体检报告”能轻易地让你开始焦虑？为什么一个”指标”能让你一夜之间觉得自己病了？因为现代医学，早已成了一套能”生产身份”的强大话语。它不但能诊断你，还能定义你。
主体，是被制造出来的
到这儿，福柯的矛头已经不止指向”疯子””罪犯””病人”了。他要追问一个更根本的东西——“人”本身。
他说，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人”——自由、自主、有理性的主体——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是近代才被”发明”出来的。医学、法律、教育、监狱、性科学、心理学，这一套套知识和制度，共同把”主体”这个形象生产了出来。你不是先有一个独立的”我”，然后再被社会安排；而是这一套套制度，先把”你”这个主体给造了出来。
这就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他不是问”谁在说话、谁在掌权”，而是去挖”某一套知识是凭什么成为可能的”——为什么在某个时代，人们会这样分类、这样说话、这样认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主体，不是历史的地基，而是知识、制度、话语的产物。
福柯把这种思考对象，叫做”知识型”——某一时代里，那套让”什么能被说、什么能被想、什么能被当真”成为可能的地下规则。它不是你我能决定的，却决定了我们怎么认识世界。
这个”知识型”，福柯给了个特别传神的比喻，藏在《词与物》的开头。他引了博尔赫斯提到过的”中国某部百科全书”：那里面说，动物可以分成”属于皇帝的”、”涂过香油的”、”驯服的”、”猪崽”、”传说中的”、”离群的”……这种分类方式，我们今天看会觉得荒诞、混乱，完全没法用。可福柯说，荒诞的不是这种分类本身，而是它让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觉得它荒诞，恰恰是因为我们早已被自己这个时代的一套分类规则框住了。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动物该按生物学分”，可这套分法，也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型”才能想到的。换个时代、换套”知识型”，对世界的分法就全变了——就像中世纪觉得疯子有诗意，古典时代觉得疯子该被关起来。
所以”知识型”这个东西，平时藏在水面下，你看不见；可一旦撞上一个和它完全不同的分类方式，你就会猛地意识到：原来连”我怎么看世界”，都不是我自创的，而是时代给的。
人之死：沙滩上的一张脸
而福柯最惊世骇俗的一刀，也是对结构主义”反主体”的终极收束，藏在《词与物》的结尾里。
他说，近代哲学引以为傲的那个”人”——自由、自主、能认识世界的主体——不过是特定时代知识秩序（”知识型”）的产物。就像沙滩上的一张脸，终将被抹去。这个”人”，不是永恒的地基，而可能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性发明，终将被新的知识秩序抹去。
别误会，这不是说活生生的人不存在。他说的是：那个”自以为是宇宙中心、自由创造一切的主体”，是近代才被造出来的幻象，而它可能正在被抹去。
这句话，把结构主义”反主体”推到了考古学的尽头：连”主体都是死的”。而”疯癫””罪犯””病人”这些身份被历史划出来的故事，最终指向的，正是”人”这个身份本身的脆弱——它也是被划出来的，也可能被划掉。
问题又变了：连结构都靠不住了
回头看，福柯把结构主义从”拆文化、拆意义、拆主体”，一路推到了”连’人’都是历史发明、终将被抹去”。
这个人，是结构主义里最特殊的一个。他既是结构主义的产物（怀疑主体、怀疑连续历史），又悄悄松掉了结构主义的地基——他不信那种封闭、稳定、能兜住一切的”深层结构”。所以有人叫他”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
可也就是在这儿，问题又变了。
福柯把结构主义的怀疑推到极限，连”主体是死的””结构也未必靠得住”都摆了出来。那么，结构主义一直相信的那个”稳定的结构”，还能不能撑住意义？当连”人”和”结构”都成了被制造、被抹去的东西，我们还能靠什么来锚定一个稳定的意义？
这个终极问题，恰恰是从结构主义内部，长出了超越结构主义的方向。德里达的解构、德勒兹的生成、利奥塔的宏大叙事批判、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他们不再追问”还有没有稳定的结构”，而是去问：意义为什么永远在滑动？差异为什么永远在生成？为什么一切看似稳固的东西，底下都在流动？
那又是另一个变形了。而这一次，结构主义要面对的，已经不是批评它的人，而是它自己长出来的、要”超越”它的一代人。
系列目录
- 为什么今天还要讲结构主义
- 索绪尔：语言学的操作系统
- 什么叫结构
- 结构主义反对什么
- 列维-斯特劳斯：把语言学搬进人类学
- 罗兰·巴特：符号学与作者之死
- 拉康：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
- 阿尔都塞：结构与意识形态
- 福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本篇）
- 结构主义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