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系列文章说明
本文是「近现代日本服饰变迁史」明治篇第 5 篇，也是全系列第 5 篇。明治篇共 6 篇，依时间与问题脉络讨论日本服装从国家制度走向时尚诞生前夜的过程。
阅读导语
战争景气、都市职业、铭仙和服与女性杂志，如何共同让服装从制度命令逐步走向消费选择？
六、甲午战争之后：经济景气与服装的”选择”萌芽
（《开化好男子》）
（发动甲午战争的明治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家庭照）
（明治时代上流社会男士与外国人合影）
明治时代服装变迁的驱动力，在甲午战争前后发生了微妙但根本性的变化。
甲午战争之前，推动服装变化的主要力量是国家政策——文明开化给出方向，殖产兴业铺设基础，富国强兵提供制度推力。即使是国粹主义的反弹，也是一种思想运动对政策方向的修正。普通人的服装选择，主要是在政策推力、物质约束和社会评价之间做出的被动调适。
甲午战争之后，一个新的变量出现了：战争景气。
1894-1895 年的甲午战争以日本的压倒性胜利告终。战后，日本从清政府获得了二亿两白银的赔款（约合三亿一千万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家预算的四倍），台湾也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笔巨额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被投入军备扩张和工业建设。纺织、钢铁、铁路、造船等产业在战后进入加速发展期，都市就业扩大，工资上升，新兴中产阶层开始成形。
五年后的 1900 年，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日本称为”北清事变”），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四年后的 1904-1905 年，日本再战再捷，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欧洲大国俄罗斯。连续三场胜利——甲午战争、“北清事变”、日俄战争——使明治日本在不到十五年间完成了从”被西方俯视的亚洲国家”到”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帝国”的地位跃升。
这个跃升对国内社会的冲击是深刻的。胜利带来了经济利益（赔款、市场、殖民地），也带来了民族自信——日本不再需要拼命证明自己”已经文明化”，因为它在战场和外交场上已经证明了自己。这种自信直接影响了服装：此前，穿洋装隐含着”我在努力向西方看齐”的焦虑；此后，穿洋装更接近于”我现在有资格这样穿”的从容。
战争景气对服装的第一个影响，是服装整体变得鲜艳、花哨。明治前期的洋装以深色为主——藏青、黑色、深灰——既有毛料染色的技术限制，也因为暗色调更容易保持严肃和体面的外观。甲午战争后，染料工业的进步和进口渠道的扩大，使更明亮的颜色和更复杂的图案进入市场。锦缎、条纹、格子、刺绣——这些此前主要出现在高级和服上的装饰手法，开始出现在日常服装上。不是说所有人都穿得花枝招展，而是说”好看”和”漂亮”开始成为选购服装时可以公开谈论的理由。
第二个影响，是男士洋装的阶层下移。
明治前期，全套西服的穿戴者主要是政府高官、华族和少数富裕商人。甲午战争后，这一范围显著扩大。银行职员、公司白领、教师、记者、医生、律师——这些都市新兴职业的男性，越来越多地在日常工作中穿着西服三件套（上衣、马甲、长裤），搭配翻领大衣、山高帽（高顶礼帽），胸前挂着金属链表，手里拿着手杖。这种穿搭被当时的人称为”绅士风格”（紳士スタイル）。
“绅士”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价值判断。它不只是描述一套衣服，而是暗示穿着者具有某种品格和修养——有教养、有职业、有收入、懂得公共礼仪。换言之，绅士风格是一种身份表达。但它与军服和官员礼服有一个关键区别：穿军服是因为你是军人，你不得不穿；穿绅士风格是因为你想被看作绅士，你选择这样穿。虽然这个”选择”仍然受到职业规范和社会期待的强力约束——一个银行职员不穿西服去上班会被认为不专业——但无论如何，”应该穿”与”必须穿”之间，出现了一道虽然细小但意义重大的缝隙。
当然，绅士风格的普及程度不应高估。它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特定职业人群中。中小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仍然以和服为主，乡村的地主和农民更是与洋装几乎无缘。就全国范围而言，男性洋装化仍然是一个缓慢的、集中在都市和特定职业中的过程。但方向是明确的：洋装正在从”国家制服”向”职业正装”再向”都市日常装”扩展。
第三个影响，是女性服装中出现的新可能。
（明治早期浮世绘：在横滨的英国人和日本女性）
（明治的结婚照）
甲午战争后的女性服装，主体仍然是和服。绝大部分日本女性——不论是家庭主妇、女工、农民还是店员——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穿着和服。但这个”和服”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面料、纹样、色彩和价格结构上，明治后期的和服发生了重要变化。
最关键的变化是铭仙和服的兴起。铭仙（めいせん）是一种使用丝绸副产纤维或先染后织技术制作的平纹和服面料，原产于群马县伊势崎地区（因此也称”伊势崎铭仙”）。与传统的缩缅（ちりめん）等高级丝织物相比，铭仙的制作成本更低，价格更亲民，同时色彩和图案更加自由大胆——几何纹样、条格、Art Nouveau 风格的曲线图案，都可以通过先染后织技术在铭仙上实现。铭仙和服在中产女性中迅速流行，正是因为它提供了此前只有高级和服才有的视觉丰富性，而价格又在中产家庭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铭仙的流行，从”时尚”的角度看，有一个重要特征：它不依赖于国家政策或社会运动的推动，而是由面料生产技术的改进、都市消费市场的扩大和女性自身的审美选择共同驱动的。一个选择铭仙和服的女性，并没有在”日本传统”与”西洋近代”之间做选择——她选择了一件自己觉得好看、价格合适、适合外出穿着的和服。但恰恰是这种以”好看”和”合适”为导向的选择，比任何政策命令都更接近时尚的本质。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吾妻大衣（吾妻コート）的流行。这是一种专门设计来搭配和服的防寒大衣，由东京的白木屋百货店推出。它的剪裁介于和服羽织和西式大衣之间：长度过膝，有领子和袖子，通常用毛料或厚棉布制作，保暖性远优于传统的和服外套。关键的是，它穿在和服外面。
当时的评论说：”丈夫穿洋服，我穿大衣配和服，这是时下最流行，最酷。”这句话的信息密度很高。它描述了一个家庭内部的服装分工——丈夫在公共职业中穿洋服，妻子在家中和日常外出中穿和服搭配大衣。它也表明，这种分工不仅被接受，而且被看作”最流行，最酷”——这是一个审美判断，而不仅仅是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妻子在选择吾妻大衣的颜色、面料和款式时，有了一定的决定空间——百货店的货架上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大衣供她挑选。这个”挑选”的动作本身，就是消费社会的最初萌芽。
第四个影响，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女性杂志的诞生。
1905 年《妇人画报》创刊，1906 年《妇人世界》创刊，1907 年《妇人之友》创刊，1908 年《少女之友》创刊。这几本杂志在短短四年内相继出现，标志着日本女性媒体市场的正式形成。它们的读者群体不同——《妇人画报》《妇人世界》面向主妇，《妇人之友》兼顾家庭与教养，《少女之友》面向年轻未婚女性——但它们共享一个功能：将流行信息通过印刷媒体传播给全国的女性读者。
杂志上的内容，以今天的标准看，离真正的”时尚媒体”还有很大距离。它们刊登的不只是服装，还有料理、育儿、卫生、文学、读者来信和社会新闻。但服装内容已经开始在杂志中出现：新款和服的介绍、洋装的插画、发型的建议、配色的讨论。杂志还刊登读者投稿，其中包括各地女性对流行趋势的观察和提问。这种”杂志—读者—编辑部”的互动，是时尚传播链条的原始形态。
不过，明治后期的女性杂志仍以和服为主导内容。洋装在这几本杂志中出现得很少，而且多以”海外贵妇人”的奇观形式登场，而不是作为日本女性的日常着装建议。《妇人世界》可能会刊登一张巴黎贵妇的洋装照片，配以简短的解说，但它不会教读者如何自己缝制一件洋装——那是后来的《装苑》要做的事。明治后期的女性杂志，本质上是在和服体系内部建立一个关于”好看”和”得体”的信息空间。
这个空间虽然有限，却至关重要。因为它第一次让女性成为服装信息的独立接受者——不是通过丈夫、父亲或学校来了解”应该穿什么”，而是通过自己花钱购买的杂志。一个在地方城市生活的年轻女性，可能从《少女之友》上第一次看到东京女学生的袴装穿搭，然后在当地的吴服店里寻找类似的款式。在这个流程中，国家、学校、家庭都不再是服装信息的唯一来源。杂志取代了它们的位置。这个取代，是时尚诞生过程中决定性的一步。
综合来看，甲午战争后的服装变化，与明治前期相比，呈现出一个关键的差异：动力来源变了。明治前期的变化主要来自国家推动——文明开化要求你穿洋装，富国强兵要求你穿制服。甲午战争后，除了国家推动（例如 1899 年全国推广女学生袴装），还出现了经济景气推动（例如绅士风格和铭仙和服的消费增长）和媒体推动（例如女性杂志的流行信息传播）。这三个动力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叠加关系——国家还在规定，但市场和媒体也开始说话。
这个”叠加”，就是为什么明治后期虽然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时尚，却已经离它很近。时尚需要的所有基础设施——产业链（殖产兴业完成了）、信息渠道（杂志已创刊了）、城市消费者群体（中产阶层正在成形）、”选择”的意识（”最流行，最酷”这样的表达已经出现）——都在明治后期一一到齐。唯二缺失的，是个人选择空间的真正扩大（大多数女性的服装仍然受阶层、性别和家庭约束），以及风格的周期性快速更替（服装变化的速度仍然是以十年计而非以季计）。这两个缺失，要到大正和昭和时期才能解决。但那是下一篇要讲的故事了。
明治篇目录
- 01｜明治篇 1：国家如何穿上洋装
- 02｜明治篇 2：制服网络、鹿鸣馆与和洋折衷
- 03｜明治篇 3：学校如何塑造近代身体
- 04｜明治篇 4：国粹主义与和服之美的回归
- 05｜明治篇 5：战争景气如何带来服装的“选择”（本篇）
- 06｜明治篇 6：时尚诞生前夜
上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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