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 11 月 11 日，南京，交通银行。第三方面人士聚在这里开会，讨论如何应对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的事。他们一度想给国民党方面写一封信——要求国民大会延期三周，先改组政府，如果谈不好仍然不参加。
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等人都已经签了名。可是，就在这封信即将发出的时候，一个关键提醒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很可能把这封信当成“第三方面提名”——也就是说，如果这封信发出去，国民党可能会对外宣称，第三方面已经“认可”了国民党的做法。这样一来，民盟反对国民党的立场就被瓦解了。
于是，大家赶紧把签名涂掉了。第二天，11 月 12 日，周恩来建议民盟就此事向张澜请示。张澜在电话里反复表示“参加不得”，并强调：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民大会。此后，民盟正式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大会。
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涂名事件”。它之所以值得记住，是因为它几乎是几个小时内发生的、差点改写民盟立场的转折。
这个事件说明了几件事。
第一，民盟与中共之间，在制宪国大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重大问题协商步调”的互动方式。周恩来的提醒，张澜的最终决定，共同稳定了民盟的立场。民盟虽然是独立组织，但在事关政协决议成败的关键时刻，它与中共的立场高度一致。
第二，民盟在这件事上，保持了自己的组织独立性。它没有盲目跟着国民党走，也没有完全被某个力量主导，而是坚持自己的政治判断——维护政协决议程序，反对单方面制宪。
第三，这次拒绝，让民盟同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公开化了。国民党原指望以制宪国大拉拢第三方面、给自己的“法统”增添合法性，民盟的拒绝让这一算盘落空。而这种公开的对立，也直接导致青年党、民社党等与民盟进一步分离。
可以说，“涂名事件”是民盟在风雨欲来的前夜，守住自己立场的一次关键抉择。它看似只是“涂掉一个签名”的小动作，却让民盟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站稳了脚跟——站在了维护政协决议、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制宪的一边。
而这，也为接下来民盟即将遭遇的一场更大的风暴，埋下了伏笔。国民党的恼羞成怒，不会只是停留在政治上。
资料来源
- 孙攀河《早期中国民主同盟历史调查报告（1939-1954）》第五节；
- 库内《1946—1947年的民盟与张澜》；
- 朱晓露《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关系研究（1941-1949）》。
系列文章说明
本系列文章供民盟盟员，尤其是新入盟的盟员学习民盟史使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等主要历史资料，以及李先伦、邱钱牧、包爱芹等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系列文章由孙攀河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