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 1 月 10 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等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出席。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旧政协”。
要理解它，得先看它是怎么来的。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国共之间，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摆在桌面上：仗打完了，这个国家怎么建？1945 年 8 月至 10 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最终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双十协定》。双方在协定里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合法地位、国民大会和宪法等问题。
而民盟方面，也把这次政协看成实现自己政治纲领的重要机会。对民盟来说，“和平建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些主张，从成立那天起就是它的立盟之纲，如今终于有机会摆到桌面上谈。
旧政协的另一个背景，是国际环境。二战刚刚结束，美国对国共冲突进行调停，马歇尔来华调停，一度让“停战、整军、协商建国”成为 1946 年初公开的政治议程。也就是说，旧政协不是一次孤立的党派座谈，而是战后政权重组、国际调停和国内和平呼声交汇处的产物。
那么，这个会议由哪些方面组成？答案是五方面——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以及无党派社会贤达。
- 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是当时的执政党；
- 共产党：代表陕甘宁边区及中共控制下的解放区政治力量；
- 民主同盟：以中间党派身份参与；
- 青年党：参与中间党派政治，但若干问题上与国民党立场接近；
- 无党派社会贤达：包括文化、教育、工商等领域的知名人士。
这里面，民盟的位置很特殊。它不是执政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夹在国共两大党之间的“第三方面”。正因如此，它在会议里往往扮演调和、斡旋的角色——这一点，后来成为民盟所扮演角色的关键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五方面组成的会议，本质上是在国民政府现有体制内引入多党协商。它没有脱离国民政府框架，也没有另立最高权力机关。它的意义在于：各党派和社会贤达，第一次能以协议的方式，去约束国民政府的改组、国民大会的召开、宪法草案的修订和军队的整编。
张澜在开幕词里说得很恳切：“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党派的利益，而是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他还说，和平与民主是互为依存的两件事，但“一定要先有和平而后才能实现民主”。
不过，旧政协也有它先天的局限——它没有独立强制力。会议开得再圆满，最后能否落实，还得看国共双方愿不愿意执行。这正是后来旧政协走向崩盘的伏笔，也是本系列后面要讲到的故事。
资料来源
- 张澜《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1946-01-10，《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 李先伦《论 40 年代两次宪政运动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
- 孙攀河《从旧政协到新政协：中国政治协商机制的转折》。
系列文章说明
本系列文章供民盟盟员，尤其是新入盟的盟员学习民盟史使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等主要历史资料，以及李先伦、邱钱牧、包爱芹等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系列文章由孙攀河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