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阅读导语：本文用”黑人士兵敬礼”的照片切入，讲巴特的符号学——一个符号藏着两层意义，那些”看似自然”的文化其实是意识形态；并引到”作者之死”与意义的流动。
有张报纸封面，你可能扫一眼就过去了：一个黑人士兵，穿着军装，正笔挺地向法国国旗敬礼。你心里想：哦，一个士兵在敬礼，很正常。
可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盯着它，看出了不对劲。他说，这张照片在说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第一层，确实是一个黑人士兵在敬礼——这是字面，谁都看得见。第二层，它在悄悄告诉你：”法国是个伟大的帝国，所有人都热爱法国，殖民主义是正义的、是博爱的、是平等的。”
最可怕的是：那第二层意思，不知不觉间你”就相信了”，根本没意识到它是被人塞进来过的。这一章，我们就来看巴特怎么拆穿这种”看似自然、实则被制造”的意义。
一个符号，藏着两层意思
上一章我们认识列维-斯特劳斯，他用”结构”去拆文化。这一章的巴特，换了个更锋利的工具——他把索绪尔那个”能指/所指”往前推了一大步，推出一个看什么都好使的”照妖镜”。
巴特说，一个符号，往往藏着两层意义。
第一层，叫直接意指——就是字面。黑人士兵敬礼，直接意指就是”一个黑人士兵在行礼”，一目了然。
第二层，叫含蓄意指——它躲在字面背后，偷偷给你灌输一个”更大的意思”。还是这张照片，含蓄意指就是”法国是伟大帝国、人人都爱它、殖民主义是正义博爱”。
关键就在这第二层。巴特说，神话的本领，就是把历史变成自然。什么是神话？不是古代的妖精故事，而是这种”被包装成理所当然”的第二层意义。
怎么包装的？靠去历史化。你看，那个”黑人士兵为法国敬礼”的画面，背后其实有一段血淋淋的历史——法国在殖民地征兵，让殖民地的年轻人为法兰西帝国去打仗、去流血。可这张照片，把这一切全都”掏空”了。它不给你看殖民的暴力和压迫，只给你留下一个干净、美好的画面：一个黑人，穿着法国军装，满腔热忱地向法国国旗致敬。
于是，一段特定的、历史的、甚至残暴的政治现实，被美化成了一个”天生如此”的自然事实——仿佛所有肤色的人，天生就热爱法国、天生就愿意为它效力。
这就是巴特要你练的功夫：别信那个”自然”。它多半是被历史制造出来、又伪装成自然的。
你以为的”生活”，全是意识形态
巴特拆的，可不止是殖民照片。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专门挑我们天天在过、觉得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来拆。那一堆短评，篇篇都是经典。
先说职业摔跤。你大概觉得那是一项”运动”？巴特说不对。摔跤根本不是竞技，它是一出善恶分明的道德戏剧——坏人阴险狡诈，好人受尽折磨，最后好人绝地反击、正义必胜。观众看的不是谁技术高，而是那份”邪不压正”的痛快。它在替普通人宣泄生活里憋着的那口气。可这么一想：摔跤台上的”善有善报”，是不是在悄悄告诉你——”这世界终究是讲道理的，你不用太较真”？
再看玩具。你给孩子买的玩具，洋娃娃、小汽车、迷你厨房——巴特说，这些全是缩小版的成人世界。孩子玩着玩着，就不知不觉学会了”世界就是这样的”：有爸爸有妈妈、有男有女、有买有卖、有角色有分工。玩具在从小教孩子：这个世界是既定的，你只能去适应、去顺从，而不是去改变它。
还有葡萄酒。法国人说红酒代表健康、热情、民族的灵魂——可它明明含酒精，喝多了伤身。巴特说，这又是”神话”：把一个有风险的东西，包装成民族精神、文化骄傲，于是大家喝得心安理得，忘了它的危害。
连爱因斯坦的大脑都被拆了。报纸上津津乐道”天才的大脑有多特别”——巴特说，这是在把天才神秘化。一旦”天才”成了一个高不可攀的符号，普通人就会放弃思考，干脆崇拜权威算了：”人家是天才，我哪比得上。”
还有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旦变成”明星”，他就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老的人，而是被掏空、被裁剪成一个完美的符号——爱情、美貌、幸福的大众幻想，全都往他身上堆。你爱上的，早不是那个演员，而是那个被包装出来的”明星”。
你看，摔跤、玩具、红酒、爱因斯坦、电影明星……这些”天经地义”的东西，拆开一看，背后全是意识形态——是某个群体想让你这么想、这么信、这么接受的一套价值观。你以为的”自然生活”，其实是被精心编织的意义。
那意义，到底是谁造的？
拆到这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冒出来了：既然”意义”是被人制造出来的，那它到底属于谁？——属于那个制造它的人吗？属于写这本书、拍这张照片、写这篇报道的作者吗？
传统观念会说：当然属于作者。所以我们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总要问”作者想表达什么”——好像搞懂了作者的心思，就搞懂了作品。
巴特说：不对。这就是他那篇著名的《作者之死》要讲的事。
巴特说，作者不该被当成文本意义的最终裁判。为什么？因为一个文本，一旦被写出来、被印出来、被读到，它就已经脱离了作者的掌控，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由语言和符号织成的网络。你用这个词，这个”词”本身有它漫长而复杂的身世，有它和千千万万其他词的关系；读者带着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理解去读，读出的是他的意思，不是你塞进去的意思。
所以，一句”作者死了”，不是说作者这个人不存在了、或者不重要了。他说的是：作者不再是文本意义上那个说了算的主人。 文本的意义，不在”作者想表达什么”，而在语言符号的织体里、在读者的解读里，生成出来。
打个比方：你写下一句话，你以为它是你的；可它一出口，就进了语言的公共海洋，谁都来舀一瓢，舀出各自的味道。
你可能会问：那作者不就白写了？巴特不这么看。他承认作者在写作中有他的位置、他的价值，只不过这个位置，不再是”意义最终说了算”那个位置。过去传统的文学批评，非要挖出作者的生平、动机、他说过什么话，好像作品的每个字都得回到作者那儿才能得到”正确答案”。巴特说，这是一种执念——它把作品当成作者的”私产”，硬要从作者身上找唯一标准答案。可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人，恰恰因为它能容纳千百种解读；你把意义锁死在作者身上，等于把一池活水，封成了一个标本。
所以，”作者之死”不是要抹掉作者这个人，而是要把作品从作者的垄断里解放出来，交还给语言本身、交还给千千万万个读到它的人。
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
顺着这个思路，巴特又给出一个特别好用的区分：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
什么是可读文本？就是你只能乖乖读、被动接受的那种。作者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把意义喂到你嘴边，你只要张嘴咽下去就行。这种文本，读完了，也就完了——你被它”安排”了。
什么是可写文本？就是那种你读了会忍不住去”重新写一遍”的。它的意义没有锁死，留着一道道口子，等你这个读者去参与、去填空、去创造。读这样的文本，你不是一个被动的听众，而是一个共同写作者。
巴特说，真正的好文学，是”可写的”。它不急着给你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故意让意义流动起来，让每一个读者都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的文本是活的，是开放的。
你想想，是不是有些书、有些电影，你看完会跟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它到底什么意思？”——因为谁都有自己的理解，谁都不服谁。这恰恰证明：意义关不住。
结构主义，开始松动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巴特这一路下来，到底把结构主义带到了哪里。
前面几章，结构主义一直在干一件事：用”稳定的结构”把意义关起来。 列维-斯特劳斯说，神话、亲属、图腾，底下都是稳定的结构，意义是结构生出来的。哪怕是人，也不过是结构的承载者。
可巴特拆到最后一层，拆出了一个让结构主义者自己都尴尬的发现：意义，根本关不住。
你越想把一个文本、一个符号的意义”钉死”，就越发现它溜走——今天这个人读出这个意思，明天那个人读出另一个意思，换了时代，整个意义又不一样了。巴特说意义是流动的、开放的，”作者死了”，结构也就不再是那个稳稳托住一切的铁架子了。
你看，巴特是站在结构主义里面的，可他拆着拆着，就把结构主义自己给拆松了。他既用结构主义的符号学去拆解文化（那套”能指/所指/神话”），又用”意义流动”去瓦解结构主义的野心（想把意义关进结构里）。
这正是他要的。巴特不是一个听话的结构主义者——他是那个在结构主义内部捅出第一道缝的人。
问题又变了：意义关不住，那结构还守得住吗？
回头看，巴特把结构主义从”拆文化符号”，一路推到了”连作者都死了、意义永远流动”。
这个人太重要了。因为别的人拆结构，拆的是别人——殖民者、广告商、传统批评家；巴特拆着拆着，连自家结构主义的”稳定结构”也一并怀疑了。
可也就是在这儿，问题又变了。
如果意义真的永远流动、真的关不住，那结构主义一直信的那个”稳定的结构”，还守得住吗？还能不能像列维-斯特劳斯说的那样，稳稳地托住亲属、神话、图腾、文化？
这个裂缝，不是巴特一个人的困惑，而是结构主义”走到底”必然撞上的墙。而墙后面，还有一堆人等着接这几个问题：拉康会问，无意识是不是也像语言一样被结构？阿尔都塞会问，国家怎么用意识形态把人一个个”叫”出来？福柯则会去翻，那些”疯子、罪犯、病人”的身份，到底是从哪一天、在哪套话语里被造出来的？
而那个”意义关不住、结构守不住”的问题——我们会在他们那里，看到它一次一次、换着样子地重新冒出来。
那又是另一个变形了。
系列目录
- 为什么今天还要讲结构主义
- 索绪尔：语言学的操作系统
- 什么叫结构
- 结构主义反对什么
- 列维-斯特劳斯：把语言学搬进人类学
- 罗兰·巴特：符号学与作者之死（本篇）
- 拉康：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
- 阿尔都塞：结构与意识形态
- 福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
- 结构主义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