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孙攀河
系列文章说明
本系列《陕军的形成、演变及其近代革命作用》共 12 篇,此为第 10 篇。本篇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与陕甘边、陕北根据地。
从清涧起义到渭华起义,从南梁游击队到红二十六军,再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陕甘边根据地——谢子长、刘志丹们,为长征中的中共中央留下了一片落脚之地。
九、陕西红军系统:谢子长、刘志丹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陕西近代军事史中,不能忽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系统。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的西北红军,与旧式陕军有共同地理环境,却在组织性质和政治目标上根本不同:旧式陕军多以地盘、将领、乡土和私人关系维系,红军则以中国共产党组织、土地革命、群众动员和政治建军为核心。西北红军的产生与发展,是陕北、陕甘边地方社会在革命影响下军事化的结果,其源头可从清末民初的革命青年培育、辛亥革命后的地方武装改造,一直追溯到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陕北、陕甘边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与根据地创建。
从革命青年培育看,辛亥革命后新式教育和进步思想开始在陕北传播。榆林中学在杜斌丞主持下,聘请魏野畴、李子洲、王森然等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任教,培养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刘澜涛、郭洪涛、阎揆要、杜聿明等一大批青年。与这些学生成长相衔接的,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中山军事学校。1926年西安解围后,陕西出现国共合作的气象;1927年3月,杜斌丞率78名进步青年由榆林赴西安,3月31日应邀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开学典礼上讲话,并将所带学生中62人送入中山军事学校、16人送入中山学院。中山军事学校由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李林任副校长、许权中任总教练,刘志丹、李子洲、马明方、刘继曾等任教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在西北参与的重要军政干部培养机构,有“西北之黄埔”之称,第一期学员达五百至七百余人。杜斌丞把榆林青年输送到这一系统,意味着其教育网络开始向军政干部培养和兵运空间转化;这些青年中许多后来成为红军和中共军队的各级将领。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反共,中山军事学校师生在史可轩率领下北上,途遇田生春而史可轩遇害,部队由许权中续领,后于1928年5月成为渭华起义的主力。
从武装起义看,西北红军是在一系列兵变和起义中逐渐形成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井岳秀暗杀石谦旅长后,谢子长、唐澍、李象九等于1927年10月12日发动清涧起义,是为中共在西北最早领导的武装起义之一;起义部队转战宜川、韩城等地,至1928年初失败。1928年5月,刘志丹、谢子长、唐澍、许权中、高克林等又领导了渭华起义。两次起义虽均因敌强我弱而失败,却积累了武装斗争经验,其中的骨干成为后来创建西北红军的火种。此后刘志丹、谢子长等转赴陕甘边,开展兵运,运用“灰色”(争取教育绿林武装)“白色”(派党员入白区、白军从事兵运)等方式,在陕、甘、宁边界地方武装中争取力量,逐渐在反动统治薄弱、地形破碎的陕甘边找到了立足点。
1930年代初,西北红军在陕甘边正式成立并逐步壮大。1930年10月前后,刘志丹等创建南梁游击队;1932年2月,在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下,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在旬邑、职田镇、阳坡头、耀县、宜君等地连战皆捷,歼敌近千人、缴枪八百余支。1932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到陕甘边,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度遭到排斥和处分。此后红二十六军南下受挫、照金苏区陷落,陕甘边革命处于低潮。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提出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为陕甘边斗争重新勾画了蓝图。此后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横扫敌匪,习仲勋、张策等在南梁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史称“南梁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习仲勋经“豆选”当选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南梁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并制定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涵括土地、经济、文化教育、统一战线等方面:土地政策避免“左”的做法、只没收地主及富农剥削土地分给贫雇农并给其留下维持生活的土地;经济上发行货币、开设集市、鼓励内外贸易;文化教育上兴办列宁小学、颁布禁烟禁赌和妇女放足条例;统一战线上区别对待各方势力、争取同盟者,刘志丹、习仲勋并与杨虎城、邓宝珊保持联系渠道,同时团结少数民族、建立回民支队。这些政策使根据地建设、军事斗争有了巩固后方,也是中共早期局部执政的有益探索。1934年11月,根据地已发展到包括18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鼎盛时期辖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人口数十万。
几乎同时,陕北根据地在谢子长等领导下也迅速发展。1934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杨道峁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为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率部南下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先后取得安定景武家塌、绥德张家圪台等战斗的胜利,并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重伤,仍挥师北上击溃井岳秀部一个营,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935年1月30日,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形成以瓦窑堡为中心、辖清涧、安塞、安定、靖边四县的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与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的党和红军,谢子长被推为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至此,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拥有三十余县、百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发展到约五千人、游击队四千余人,形成“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区域武装斗争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创建,始终立足于西北红军的兵运、民团改造和统一战线工作。刘志丹、谢子长等以“三色建军”方式,既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又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还派共产党员深入白区、白军开展兵运;他们重视对哥老会、民团、土匪武装和地方士绅的争取与改造,在敌强我弱环境中形成既打击顽固势力、又争取中间势力的灵活政策。这一点,与后来中共争取杨虎城旧部、高桂滋、邓宝珊等西北地方势力的统一战线工作具有内在连续性,也是西北红军能在地方武装林立的陕甘边界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此后陕西红军系统与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汇合,纳入全国革命战争的统筹,其性质已由地方革命武装转化为中共领导下的全国革命武装的一部分,陕西红军所依托的陕北、陕甘边,则因中共中央的到来而成为全国革命的重心。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而言,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南方根据地相继丧失之际,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提供了落脚点,也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陕西红军系统在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的创建与坚持,正是这一历史转折得以可能的前提。
小结
本篇从革命青年培育(榆林中学、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武装起义(清涧、渭华起义)、陕甘边红军与南梁政府(包家寨会议、1934年南梁政府“十大政策”)、陕北根据地(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红二十七军、周家崄会议)等脉络,梳理西北红军的形成。指出其以“三色建军”方式立足、与后来争取杨虎城旧部等统战工作的内在连续性,并强调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南方根据地相继丧失之际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根据地,为长征提供落脚点、为北上抗日提供出发点。
系列目录
- 01 陕军是谁:一个总览
- 02 什么是“陕军”:一个被混称的历史概念
- 03 秦陇复汉军:辛亥陕军的起点
- 04 陕西靖国军:护法运动与地方军事集团的成形
- 05 胡景翼系统与国民军:陕军走向全国政治军事舞台
- 06 陕军与冯玉祥西北军:为什么不能混同
- 07 杨虎城十七路军:从地方实力派到西安事变的核心力量(上)
- 08 杨虎城旧部与抗战中的三十八军:从出陕抗战到起义改编(下)
- 09 陕西地方武装系统:保境、割据、转型与分化
- 10 陕西红军系统:谢子长、刘志丹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本篇)
- 11 陕军的贡献、缺陷与历史位置(结论)
- 12 附录:主要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