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系列文章说明
本系列《陕军的形成、演变及其近代革命作用》共 12 篇，此为第 9 篇。本篇是全文最长的一章，写民国陕西多种地方武装力量。
在杨虎城十七路军之外，陕西还有许多“土生土长”的武装。井岳秀、高桂滋、邓宝珊、高双成、曹又参……他们各据一方，既保境安民，也割据勒索，结局各不相同。
八、陕西地方武装系统：保境、割据、转型与分化
除杨虎城十七路军外，民国陕西还有多种地方武装力量。它们未必都能纳入狭义陕军正统，但对陕西地方军事格局影响很大。其共同背景是：陕西地形复杂，中央权力薄弱，财政困难，交通不便，地方社会长期依靠民团、保甲、帮会、刀客和私人武装维持秩序。在军阀混战年代，地方武装既承担保境安民功能，也可能演变为割据、勒索和军匪合流。
井岳秀是陕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他长期统治陕北，是民国时期陕北最稳定的地方军事强人。靖国军失败后，杨虎城率部北撤，进入井岳秀防地休整，井岳秀给予庇护，并安排于右任离陕，客观上使陕西靖国军的一支重要火种得以延续。就政治立场而言，井岳秀未必是革命派，但其保存杨虎城余部，使靖国军余脉得以保存。陕北地处边远，井岳秀以榆林为中心经营陕北多年，形成相对稳定的地方军事秩序。
井岳秀的统治兼具旧式地方军事秩序与地方建设双重面向。一方面，他是典型的边地军事强人，以榆林镇守使身份长期把持陕北军政，防共、镇压学潮，1925年榆中学潮他派兵驱逐学生，1927年更在榆林中学“清党”，迫使大批中共党员团友和进步师生离开学校，显示出旧式军事秩序对进步力量的压制。另一方面，他又与地方教育、实业有实质关联：1918年他招聘杜斌丞任榆林中学校长，为杜斌丞兴学提供了条件；他支持榆林中学创办纺织科实习工厂，并捐助机器设备；1926年与道尹创办榆林道立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前后参与陕北救灾会、赈济灾民；1931年又与杜斌丞等筹办陕北地方实业银行，支持地方经济。这种“既压制、又扶持”的复杂性，正是旧式地方实力派在陕北边地的典型特征。
井岳秀的统治亦非毫无挑战。1925年至1929年前后，曹又参、阎揆要、石子俊等联络陕北各地方部队，发动“倒井运动”，因得到杜斌丞支持而一度形成“倒井拥高（高志清）”方针，然因各股观望、行动不一而失败，井岳秀并暗杀了思想较进步的驻清涧石谦旅长。倒井运动说明，井岳秀虽为陕北旧秩序的象征，却遭到一批地方年轻军官和进步力量的反对。人民网党史资料《井岳秀统治陕北的20年》称其统治陕北约二十年，1936年2月1日被枪击身亡。井岳秀的存在及其统治的起伏，说明陕北地方实力派在陕西军事史中既是旧秩序维护者，也是多方力量周旋、乃至最终被挑战的关键节点。
高桂滋是另一个重要代表。高桂滋陕西定边人，早年参加陕西靖国军，后成为陕军系统重要将领，活动于陕北、绥德、陇东一带。1930年代，高桂滋部驻陕北，与刘志丹、谢子长等红军力量保持某种默契。资料显示，杜斌丞曾安排刘志丹、谢子长等与高桂滋联系，使高部在陕北与红军避免直接冲突。1935年后，中共对高桂滋开展统战，双方曾达成互不侵犯性质的默契。抗日战争爆发后，高桂滋任第十七军军长，率部奔赴察哈尔前线，先后参加南口、平型关、忻口、太原等重大战役与战斗，1939年后又在晋南中条山横岭关一带布防，以石条修筑工事，与日军对峙约一年，1941年5月中条山会战因左右两翼友军阵地失陷而损失惨重、高桂滋本人一度隐匿山中。此后高部转入豫西新安、渑池一带休整，并担负黄河河防任务。高桂滋的轨迹，体现了陕西地方武装从地方保存实力到民族战争动员、再到河防与统战缓冲位置的转化。
邓宝珊身份更为复杂。他是甘肃天水人，却长期参加陕西靖国军和国民军活动，可称“甘肃籍陕军将领”。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在胡景翼部、国民军系统中活动，与于右任、杨虎城、杜斌丞等关系密切。1930年代，邓宝珊在甘肃、西北地方军政中发挥调停作用；抗战时期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榆林，面对国民党内部封锁、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压力，多次采取缓和、抵制或消极执行策略，维护边区北线相对稳定。解放战争后期，他参与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成为傅作义与中共之间的重要桥梁。邓宝珊说明，陕军系统并不只限陕西籍人物，而是包含一批在陕甘宁复杂区域中形成政治共同体的西北将领。
高双成是井岳秀系陕军将领的代表之一，长期驻军榆林，与邓宝珊、高桂滋同为陕北地方实力派中的重要人物。井岳秀在靖国军失败时曾庇护杨虎城余部，高双成则是井岳秀系统的后续将领，驻守榆林期间不仅维护晋陕绥边区防务，且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对陕甘宁边区北线采取保护性立场。资料显示，1944年前后，杜斌丞、杨明轩、赵寿山、屈武、杨晓初等酝酿“西北军人大同盟”秘密组织时，高双成与邓宝珊、高桂滋等一同被接触和商议。高双成的史料不如杨虎城、邓宝珊、高桂滋丰富，但他代表了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前夕一批不满蒋介石内战政策、具有西北地方联合倾向的陕军人物。这一群体不一定公开反蒋，却在政治上倾向反内战、求和平、保地方、联中共，其立场与其长期驻守陕北、接触边区、感受中共影响的特殊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与高双成同为陕北网络重要人物的还有曹又参。曹又参陕西人，早年在榆林中学受校长杜斌丞的民主革命思想启蒙，成为杜斌丞的学生和可信赖助手，后追随杜斌丞从事革命活动。1928至1929年，曹又参参与杜斌丞发动的反对井岳秀的”倒井运动”，两次返回陕北活动。1929年夏末，杜斌丞函召曹又参，告知正在酝酿的大西北主义计划，命其赴西北联络各地武装。曹又参遂加入宁夏杂牌军苏雨生部，升至团长，以此为掩护联络各方力量，同时与高桂滋、邓宝珊、高双成等西北军将领保持联系，成为杜斌丞广泛统战网络的重要节点。1945年抗战胜利后12月，曹又参率部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陕军地方网络中经长期统战工作最终转向革命的典型案例之一。曹又参的起义，既是杜斌丞”大西北主义”计划在组织上的重要成果，也体现了陕北地方网络与中共之间从思想联络到军事合作的历史逻辑。
还应注意刘镇华、镇嵩军与陕西地方武装的关系。镇嵩军与陕军的关系，须分三层看：一是同源。镇嵩军源于1911年河南嵩县杨山的绿林武装（王天纵、张治公、柴云升、憨玉昆等）响应武昌起义，因攻打洛阳受挫，转赴潼关参加张钫领导的秦陇复汉军（东征军），与陕西辛亥革命同源——张钫即是东征军大都督、后任陕军第二师师长。二是分立。由于这些豫西武装皆为河南人、编入陕军不合整编要求，1912年经张钫上京面见袁世凯请批，被单独编成“镇嵩军”（刘镇华任协统兼陕汝道尹），从此独立于陕军、成为河南豫西地方武装。三是对峙。因为地域、依附不同政权，镇嵩军渐与陕军分道：1918年陈树藩以陕西省长相赠邀刘镇华率部入陕助其镇压靖国军；1921年后刘镇华依附直系、一度任陕西督军；1926年刘镇华更率镇嵩军围攻西安，成为“二虎守长安”中陕军的主要敌手；1944年豫西作战中镇嵩军余部仍与陕西旧部对峙。由此可见，镇嵩军与陕军既有辛亥革命共同渊源，又因地域、依附不同而由“友军”演变为压制陕军的“外力”。正是在镇嵩军围攻西安的压迫下，杨虎城、李虎臣等以“陕军”名义共同守城，陕西本土武装的地域认同被进一步强化。
陕南地方武装是民国陕西地方军事格局中相对薄弱、却不可忽略的一环。陕南地处秦巴山区，与川、鄂、豫相连，长期处于各方军事势力交会之地。辛亥革命时，张宝麟等在陕南响应，光复汉中一带，并出任陕南镇守使，是为民国陕南地方军事的代表；张钫也曾任陕南镇守使，使陕南与辛亥军事系统相连。民国初年，陕南长期由北洋系统的镇守使、驻军控制，其中吴新田（第七师）、管金聚（北洋第十五旅）先后任陕南镇守使、驻守汉中，成为陕南地方秩序的实际主导。刘镇华、镇嵩军势力亦曾深入陕南。1921年陈树藩战败后败退汉中、安康，一度退入四川；安康地方志记载，其后陈树藩以“西北自治后援军”旗号反复攻取安康，张丹屏（张蕃）等地方武装参与其中，陕南遂成为军阀溃兵、地方武装与北洋势力角逐之地。1930年代，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入川陕、转战陕南，国共围绕陕南展开复杂博弈：杨虎城三十八军孙蔚如部驻防汉中，与红四方面军订立“汉中密约”式秘密互不侵犯协定；张汉民所部警备旅因容纳大批中共党员、进步人士，而有“共产党干部仓库”之称；红二十九军（孟芳洲、陈浅伦等）在陕南起义，中共安康特支亦组织安康起义。陕南由此成为红军入陕川、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部队交错、国共统战与兵变并存的重要区域。清末至民国，陕南地方武装始终处于中央与地方、国共、川陕各方势力交会的夹缝之中，地方军事化程度不及陕北边地，却因多省交界而更具流动性、且更易被外来力量左右。
郭坚、曹世英、高峻等靖国军人物，也应被视为地方武装谱系的一部分。他们在护法时期具有革命名义和军事贡献，但因组织纪律、个人野心和地方利益不同，后来去向各异。郭坚被杀、井勿幕被刺等事件，既是个人悲剧，也是陕西地方武装政治伦理和派系冲突的表现。陕军史不能只写杨虎城一条线，还必须看到这些较早地方武装首领对陕西军事生态的塑造。
孙蔚如也应置于地方武装和杨虎城系统延续之间考察。孙蔚如陕西西安人，靖国军第三路出身，是杨虎城嫡系，曾任甘肃宣慰使、三十八军军长、陕西省政府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既是十七路军后续的核心人物，也是陕军出省抗战的重要组织者。孙蔚如在西安事变后维持杨部旧部，抗战中率部作战，并在蒋介石不断削弱杨系力量时采取隐忍策略。他的经历说明，西安事变后陕军并非立即消亡，而是在抗战体制中继续存在，只是政治主动权大幅下降。
地方武装的共同贡献，在于维持陕西地方社会在清末民初至抗战时期的军事组织能力。它们在辛亥革命、护法、守城、抗战、统战、和平转向等事件中都有作用。但其共同缺陷也十分明显：第一，保境意识强于现代国家意识，常以保存地盘和实力为优先；第二，内部组织多依靠私人关系和乡土关系，缺乏现代军队制度；第三，对民众负担较重，军费、粮秣、征发常造成社会压力；第四，政治路线摇摆，容易在中央、地方、革命力量之间根据形势选择。正因如此，到1949年前后，旧式陕西地方武装要么被人民解放军消灭，要么起义改编，要么转化为新政权中的爱国民主力量，传统地方武装形态基本终结。
小结
本篇以井岳秀（陕北旧秩序象征、庇护杨虎城余部、其统治的“既压制、又扶持”两面与倒井运动）、高桂滋（靖国军出身、抗战中率十七军转战察哈尔与中条山）、邓宝珊（甘肃籍陕军将领、榆林维护边区北线、参与北平和平解放）、高双成（井岳秀系后续、对边区北线持保护立场）、曹又参（杜斌丞学生、西北统战网络节点、1945年起义入中共）为线索，并单独辨析刘镇华镇嵩军与陕军的同源、分立、对峙三层关系，以及陕南地方武装的流动与夹缝处境。最后指出地方武装“保境强于国家意识、依赖私人乡土、民众负担重、政治路线摇摆”等共同缺陷，及其到1949年前后的终结。
系列目录
- 01 陕军是谁：一个总览
- 02 什么是“陕军”：一个被混称的历史概念
- 03 秦陇复汉军：辛亥陕军的起点
- 04 陕西靖国军：护法运动与地方军事集团的成形
- 05 胡景翼系统与国民军：陕军走向全国政治军事舞台
- 06 陕军与冯玉祥西北军：为什么不能混同
- 07 杨虎城十七路军：从地方实力派到西安事变的核心力量（上）
- 08 杨虎城旧部与抗战中的三十八军：从出陕抗战到起义改编（下）
- 09 陕西地方武装系统：保境、割据、转型与分化（本篇）
- 10 陕西红军系统：谢子长、刘志丹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 11 陕军的贡献、缺陷与历史位置（结论）
- 12 附录：主要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