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系列文章说明
本文是「近现代日本服饰变迁史」昭和前期篇第 1 篇，也是全系列第 11 篇。昭和前期篇共 4 篇，讨论都市摩登文化如何在经济危机、帝国扩张与战时体制中被压缩和改造。
阅读导语
摩登女孩与摩登男孩如何把大正末年的都市想象带入昭和初年，并使时尚第一次成为可辨认的青年文化？
引言：时尚在自由被压缩时变成了什么
（1930 年代日本《妇人画报》内页女性服装）
（1930 年代日本《妇人画报》内页女性服装）
前两篇文章讲完了明治和大正。
明治四十五年，没有时尚。有的只是国家命令、制度框架和物质基础设施——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在身体上留下的投影。到明治结束时，产业链铺好了，制度网络建好了，身体经验积累好了，消费者群体正在成长中。
大正十四年，时尚诞生了。但它以一种不完全的方式诞生——绝大多数女性仍然穿着和服，银座大街上的女性洋服率只有 1%。时尚先以图像的方式到来（竹久梦二和高畠华宵的插画、宝冢的舞台服装、少女杂志的视觉脚本），再以消费的方式渗透（铭仙和服、吾妻大衣、百货店的橱窗），然后以身体的方式扩张（职业女性制服、运动服、咖啡馆女店员的白围裙）。时尚不需要全民参与才能存在——只需要有人在做一件别人还没有做的事，而且这件事被看到了。
现在进入昭和前期——1926 年到 1945 年，只有十九年。但这十九年走完了一个比明治和大正都更剧烈的弧线。时尚不是在这十九年里”成长”——它是先短暂繁荣，然后被连续挤压，最后在全面战争中被彻底重新定义。
1920 年代末，摩登女孩在银座和浅草的街头长发飘飘变成了短发利落，和服长袖变成了洋装短裙。她不是日本女性的多数，但她已经是日本媒体中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她代表着现代、自由、消费和自我表达。同行的摩登男孩穿着宽松西服、戴着鸭舌帽、听着爵士乐。时尚似乎正在从大正的萌芽走向昭和的盛开。
但上行的曲线很快遇到了多重阻断。
第一重是经济。1929 年美国爆发的大萧条在 1930-1931 年间剧烈冲击日本。出口骤降，工厂倒闭，失业率攀升。经济紧缩带来了审美回摆——功能性的、活动性的女装退潮，更具”女人味”的长裙回潮。这不是时尚的自然周期，而是经济压力对女性身体想象的重新收窄。
第二重是政治。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战争经济要求资源向军需倾斜，民间的消费被越来越严苛的目光审视。1937 年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1941 年珍珠港事件后对英美开战——战争规模每一次扩大，民间服装的生存空间就缩小一圈。
第三重是制度。1937 年后，”奢侈是敌人”从一句道德口号变成了国家政策。服装的颜色不能太鲜艳（消耗染料），面料不能太宽大（浪费织物），款式不能太复杂（违反朴素伦理）。1940 年国民服令将男性日常服装纳入准军装体系。女性虽然没有同样法律强制力的服制，但日式灯笼裤（もんぺ）在空袭、劳动和物资短缺的多重压力下成为事实上的标准服。时尚从”你可以选择穿什么”变成了”你只能穿指定样式”。
这个过程对”时尚究竟是什么”的启示是深刻的。前面两篇文章分别展示了”时尚不存在时服装如何变化”（明治）和”时尚在不完全换装中如何诞生”（大正）。昭和前期展示的是另一个极限场景：当时尚存在的外部条件被一项一项地抽走——先抽走经济景气，再抽走社会宽容，最后抽走一切——时尚不会简单地消失。它会缩小，会躲藏，会变形，会在旧衣改造的针脚里、在日式灯笼裤腰带的配色中、在尽量把衣服穿得”整洁””合身”的日常努力中，保留最后一点个人表达的空间。
这种”变形后的存活”，是昭和前期对服装史最深远的贡献。它反向证明：时尚不是一种可以永久拥有的状态，而是一种需要社会条件才能存在的脆弱现象。当战争结束，当废墟上重新长出消费社会，这种被压抑的冲动会以惊人的速度复苏——但那是下一篇的故事了。
一、摩登的春天：摩登女孩与摩登男孩的全盛期
（昭和早期的摩登女孩）
（昭和早期的摩登女孩）
（昭和早期的摩登女孩）
（昭和早期的摩登女孩）
1926 年，大正天皇去世，昭和时代开始。但服装史上，昭和的最初几年更像是大正的延续和加速——大正后期萌芽的那些变化，在昭和初年进入了全盛期。
银座大街上，摩登女孩（モダンガール，简称モガ）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亮光。她的头发剪到耳际或更短，与几年前的束发相比，这是一种更彻底的告别——束发仍然保留着传统女性发型的某种轮廓，而短发直接把颈部、耳廓和面部线条全部暴露出来。这是一个大胆的身体宣言：我不再需要头发来保护或遮掩自己。
她的衣服是洋装。不一定是从巴黎进口的高级品——绝大多数摩登女孩穿的是日本国产的洋式连衣裙、短裙配上衣、或者简化的套装。裙长在大正末年已经缩短到膝下，在昭和初年进一步缩短——虽然还远未到 1960 年代迷你裙的程度，但与和服长及脚踝的下摆相比，已经露出了完整的小腿。高跟鞋代替了木屐和草履，她的脚步声在银座的铺装路面上清脆而快速。手袋挂在腕上或拎在手中——明治女性把随身物品藏在袖子里或怀中，和服的袖袋本身就是随身储物空间；摩登女孩的手袋则是公开的、可见的配饰。口红和画过的眉毛让她的脸在街景中更加突出——这张脸不再只是某家的女儿或妻子，而是一个独立的、可以被观看和评价的公共面孔。
与摩登女孩同时出现在银座和新宿的，还有摩登男孩（モダンボーイ，简称モボ）。摩登男孩的穿搭比大正时期的”绅士风格”更加松弛——西装上衣的剪裁偏宽，裤管也宽，领带可有可无，帽子可能是软呢帽或鸭舌帽而不是山高帽。他的姿态更随意——不像绅士那样时刻注意体面和礼仪，而更接近一种刻意营造的慵懒和洒脱。摩登男孩听的音乐是爵士乐，看的电影是好莱坞片，去的场所是咖啡馆和舞厅。他的服装中已经出现了后来不良少年风格的影子——松垮的轮廓、对正式规则的刻意偏离。
摩登女孩和摩登男孩通常是成对出现在街头的——他们一起逛银座、一起进咖啡馆、一起跳舞。这种”男女共同出现在公共消费空间”的行为模式，在十年前的大正初年还是极其罕见的。但他们并不是多数人。即使是在银座——日本最西化、最时尚的街道——他们也是少数。1925 年今和次郎的调查说明大正末年女性的洋服率只有 1%，昭和初年这个数字差异不大，远未达到”普遍”的程度。据同时期的报纸和警察记录，银座和新宿的摩登女孩数量可能只占街头女性总数的几个百分点。
但这几个百分点制造的噪音和争论是无与伦比的。
报纸几乎每天都在报道摩登女孩——她的短发、她的口红、她的舞步、她的恋爱。杂志封面和插画以她为主题。电影院里放映的日本国产片和好莱坞片都在讲述她的故事——有时是赞美的，有时是批判的，但始终在讲述。百货店的橱窗以她为目标消费者来设计陈列。咖啡馆和舞厅因为她的存在而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1925 年官方曾禁止歌舞流行，但禁令在现实中很难执行。
这种”少数人制造多数话题”的不对称，正是时尚运作的核心逻辑。时尚不需要大多数人参与——它只需要一群人做了一件让大多数人觉得新鲜、不安、向往或不齿的事，然后媒体把这件事放大，社会围绕这件事展开争论，最后一些人被吸引去模仿、另一些人被激怒去批判——无论哪种反应，都在扩大这件事的影响力。
摩登女孩引发的社会反应是典型的”两极震荡”。她被一部分人看作”新女性”——独立、自由、现代、勇敢。也被另一部分人看作”堕落女性”——轻浮、奢侈、不守妇道、破坏家庭秩序。这两种评价同时存在于同一份报纸的不同版面上，甚至同一篇文章的不同段落中。这种矛盾恰恰说明：摩登女孩触动了昭和早期日本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女性应该在公共空间中如何出现？她有权被看见吗？她有权让自己好看吗？她有权决定自己穿什么吗？
这三个问题，在 1926-1931 年之间，答案似乎在向”是”的方向漂移。摩登女孩的数量在增加，社会对她的惊异在减少，她正在从”新闻事件”一点点地变成”日常街景”。如果这个趋势再持续十年，日本也许会像同期的欧美一样，出现一个稳定的、以年轻都市女性为主体的时尚消费市场。
但历史没有给这个趋势足够的时间。
1929 年，纽约股市崩盘。1931 年，关东军进攻沈阳。经济大萧条和侵华战争的双重阴影，正在向银座的摩登女孩逼近。她的春天来得太快，也结束得太快。
昭和前期篇目录
- 11｜昭和前期篇 1：摩登的春天（本篇）
- 12｜昭和前期篇 2：电影、装苑与大萧条
- 13｜昭和前期篇 3：李香兰、中国风与“奢侈是敌人”
- 14｜昭和前期篇 4：国民服令与时尚的变形存活
上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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