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本文是系列文章总八篇中的第二篇，主要说明佛教传入后日本诸神如何被重新解释，以及中世神道怎样在佛教解释内部逐渐争取自身的主体性。
一、神社旁的寺院
在日本旅行，常会撞见这样一种景象：一座神社旁边，就立着一座寺院；同一片山林里，鸟居和山门各占一头。有些”神”干脆被叫做”权现”（权是假借之意），意思是佛、菩萨临时以日本神的模样显现出来。
这会让不熟悉日本宗教的人困惑：神和佛，到底谁大？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中世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清楚的：佛是”本地”，神是佛的”垂迹”。神只是佛为了救度日本众生而换的一身衣服。这叫”本地垂迹”，也叫”佛主神从”。
但事情没有停在这里。后来有一批神道家不肯认这个账，他们要把顺序整个倒过来，说神道才是根，佛和儒只是枝叶花果。神道的主体意识，就是在这场”谁解释谁”的拉锯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这一篇要讲的，就是佛教进来之后，日本的神如何从”被解释”，慢慢学会”自己解释自己”。
二、佛初来，被当成”外国的神”
一般认为，佛教是公元538年自百济传入日本的，带去的是佛像、经卷一类的东西。还有一种说法是552年传入，学界多以538年为准。
当时的日本人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全新的宗教，而是把它当作”蕃国之神”——外国来的、会发光、有金铜之相、法力更大的”神”。这个反应很能说明问题：早期日本并不把佛和神看成两个对立的系统，而是先把佛塞进已有的神灵观念里。
但佛教很快显出和氏神信仰不同的一套东西。它有经典、僧侣、寺院、戒律、轮回救济和成套的宇宙论，还和东亚的汉字文化、国家制度绑在一起。它带来的，不只是一尊新神，而是一整套解释世界的方式。
于是，信不信佛，很快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大和政权内部，崇佛派的苏我氏和排佛派的物部氏打了起来。物部氏守的是各家各拜自己的氏神，拒绝一个凌驾于氏神之上的佛；苏我氏和后来的圣德太子，则要把超越氏神的佛抬出来，为建立中央集权铺路。
587年，苏我氏灭掉物部氏；592年，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574—622）摄政。圣德太子在《宪法十七条》第二条里，要求全国”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
圣德太子弘扬佛法，目的并不只是信仰，更是政治上的”和”：用一个凌驾于各家氏神之上的佛，来调和豪族之间的权斗。佛在这里，从一开始就是带着国家任务进来的。
奈良时代，佛教更以”镇护国家”的名义扩张。741年，圣武天皇下令在全国建造国分僧寺、国分尼寺，举全国财力铸造东大寺的大佛。佛教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彻底压过原始神道，甚至到了在神社祭祀时都要念诵佛经、而不是神道祝词的地步。
三、平安佛教：最澄、空海与修验道
京都比睿山延历寺 
到了平安时代，佛教已经不只是”外国的神”，而成了解释宇宙、王权、灾异和救济的最有力语言。两股力量特别值得一说。
最澄（767—822）805年从唐朝归来，在京都北部的比睿山延历寺开创天台宗，后来获授戒权。空海（774—835）806年归国创真言宗（也叫密宗），819年在高野山开金刚峰寺，823年获赐京都东寺。天台宗尊《法华经》，讲”一心三观、圆融三谛”；真言宗则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大日如来的显现，靠两部曼陀罗和真言的力量加持祈祷，号称上可镇护国家，下可为个人带来现世利益。
空海的真言宗又称”东密”；最澄的弟子圆仁、圆珍渡唐学密后，在天台宗里发展出”台密”。密教由此分东密、台密两支，和南都的旧宗派并立，形成所谓”显密体制”。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群体，是修验道的”山伏”。他们主张通过登山巡行、体验死亡与复活的修炼来获得神圣力量，把佛教修行和日本自古的山岳信仰搅在一起。后来的四国遍路、熊野巡行，都和这条路有关。
佛教从一进来，就和原始信仰、山岳信仰发生融合，而不是把神道赶走。神没有被消灭，而是被安排进了佛教的宇宙秩序里。
四、本地垂迹：神成了佛的影子
奈良、平安时期，日本人渐渐接受了一套解释神佛关系的理论，叫”本地垂迹”。所谓”本地”，是佛、菩萨的本体，是“真神”；所谓”垂迹”，是佛、菩萨为了救度日本众生而临时以神的姿态显现的化身。按照这个说法，日本的神之所以是神，是因为佛附在了他们身上。
在关东地区兴盛的八幡神被解释成阿弥陀如来的垂迹，天照大神被解释成大日如来的垂迹。神社旁边建起神宫寺，寺院反过来管理神社的祭祀，某些神被改造成佛菩萨的”权现”。神社和寺院构成一种复合空间。
在地方上，这种复合随处可见。神社旁往往建有神宫寺，由僧侣替神明诵经、管理祭祀；反过来，寺院也常供奉镇守神，把地方的神接进佛寺的守护体系。神和佛在空间、仪礼和日常生活里层层嵌套，普通百姓很难、也不需要把它们分开。
本地垂迹最要紧的后果，是确立了”佛主神从”：佛是根本，神只是枝叶。神道从此长期处于佛教的解释优势之下。
这不是后人想象中”神道”和”佛教”两套系统简单相加，而是一套长期运转的寺社复合制度。百姓在同一生活世界里既拜神社，也供寺院，并不觉得矛盾。
佛教的理论家还给这套关系做了更细的分工。两部神道走真言宗密教一路：借密教的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曼陀罗，去解释伊势神宫和天照大神，把神道塞进密教的象征体系。山王神道走天台宗一路：它和比睿山延历寺、日吉社绑在一起，说明天台佛教如何解释地方神社和神灵秩序。
两部神道借”两部”这个密教概念，把伊势的内宫、外宫对应胎藏界和金刚界，用曼陀罗的象征去安排日本诸神；山王神道则把日吉社的山王解释为天台本尊的化身，让比叡山的佛教权威延伸到地方神社。这些都不是零散的民间混杂，而是有相当复杂理论形态的体系。
神佛习合给了神道两样东西。一样是教义化的语言：早期神道只有祭祀和实践，借佛教的宇宙论，神才第一次获得了在大秩序里的位置。另一样，是催生了它的主体意识——神越是被解释成佛的化身，”神难道只能当佛的影子吗”这个问题就越尖锐。
五、神开始为自己说话：蒙古来袭与神国思想
真正把这个问题推到台前的，是两次外来打击。
1274年和1281年，蒙古两次来袭，据说都被海上突如其来的风暴卷翻船队，大败而归。这场风暴被解释成”神风”，”日本是受神保护的神国”的观念一下子有了现实感。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就是这个神国思想的代表。
蒙古两征日本而不得，对当时日本人的心理冲击极大：一个横扫亚欧大陆的势力，竟在日本被”神风”所败。于是，”日本国土为何特殊””日本诸神如何护国””天皇、神宫和神国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突然变得很有现实意义。
神不再只是地方祭祀，而被理解成护国和国土神圣性的来源。顺着这条线，中世的神道开始反转”本地垂迹”：不是佛生出了神，而是神才是根本。这就是”反本地垂迹”。
需要留意的是，神国思想后来并没有停在护国的温情叙事里。到近代对外扩张时，它被改造成”皇国史观””天皇制””日本法西斯”的思想基础；二战末期，军国主义甚至把自杀式袭击命名为”神风特攻队”。同一个”神风”，从中世护国的安慰，变成了近代战争的动员符号。
蒙古来袭还有一个后果：镰仓幕府虽然惨胜，却因为无法论功行赏而陷入经济混乱，最终在大约五十年后的1333年灭亡。神国思想正是在这种战后失落里，成了重新确认”日本特殊”的安慰剂。
六、伊势神道与吉田神道：把顺序倒过来
伊势神道走得更早。伊势神宫本是皇室祭祀天照大神的核心空间，镰仓中期以后，外宫的度会氏神职发展出”伊势神道”（也叫度会神道、外宫神道）。它的厉害之处，是试图把外宫的丰受大神从”食物神”抬升到有宇宙根源意义的神格，再靠”神道五部书”这套文本，给神道补上经典化和理论化的家底。
伊势神道不是简单复古，而是一种中世的知识生产。它借阴阳、水火、日月、内外二宫、正直和清净这些概念，说明神道不但是祭祀实践，还能解释宇宙秩序和伦理秩序。后来吉田神道、江户神儒习合、国学神道，都能在这里找到前史。
所谓”神道五部书”，是伊势神道托名神代、实则成于中世的一组文本。它要回答的，是外宫和内宫谁更根本：内宫祭天照大神，外宫祭的丰受大神又是什么地位？伊势神道的办法，是把丰受大神抬成主管食物与生命根源的神格，用”水与火””阴与阳”这套对偶，把外宫也纳入宇宙的根源。
到了室町后期，吉田兼俱（1435—1511）把神道主体化推向顶点。他建立”唯一神道”（也叫元本宗源神道），主张神道是儒佛之本，还想把全国的神职授权、神道传授、神号和仪礼权威都集中到吉田家手里。吉田家由此成了直到幕末为止神道的”总元缔”（总负责人）。
吉田兼俱建立的吉田神社，成了神道的总本山；吉田家把持”总元缔”的地位，一直延续到幕末。这一方面让神道第一次有了一个全国性的授权中心，另一方面也说明，神道的主体化是靠制度和秘传撑起来的，而不是靠一个统一的教义。
吉田兼俱最有名的是”根叶花实论”（也称三教枝叶花实说）：
神道是根，传到中国长出枝叶，就是儒教；传到印度开花结果，就是佛教。
这就是标准的”反本地垂迹”：把”佛主神从”整个倒过来，变成”神主佛从”。
吉田兼俱还留下《唯一神道名法要集》《神道大意》等著作。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号称讲”日本固有之道”的文本，里面却塞满了儒、道、佛的概念。他一面排斥儒佛，一面又不得不用儒佛的语言来论证神道的根本性——这正是中世神道主体化最典型的特征。
但这里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矛盾。吉田神道一边说神道是根本、儒佛皆可被神道统摄，一边又大量借用密教、阴阳道、道教、儒学甚至佛教的语言。越要主张神道独立，越需要借外来思想的砖来盖自己的房子。
七、越要独立，越要借佛的话
东京浅草寺内就有神社 
中世神道主体化的核心，不是神佛从”融合”走向”分离”，而是解释权的方向变了：神道从”被佛教解释”，转向”自己解释自己”。
伊势神道把神宫、皇祖神和神国意识理论化；吉田神道把神道抬成统摄儒佛的本原之道。神道由此获得了更强的主体意识，但它仍然没有统一的经典、统一的教义、统一的教团。伊势神道、吉田神道、伯家神道各有各的传承，谁也不能像佛教宗派那样覆盖全国。
这个”主体意识很强、组织却涣散”的张力，会一直延续到江户和明治。到明治国家想要把神道变成国民仪礼时，恰恰因为神道自己没能长出一个强大的教团，国家才不得不动用行政、教育、军队和法令去补足它。
神是在被解释中获得位置的。佛来了，神没有消失，反而在”谁解释谁”的争论里，第一次认真思考起自己到底是谁。这个弯，比上一篇拐得更用力。
也正因如此，当我们今天在日本看到神社和寺院并肩而立，看到”权现”这样的称呼，看到同一个人既拜神又供佛，其实看到的是一千多年神佛习合留下的地层。明治时代用国家权力强行把神和佛分开，才显得那样突兀和暴力。下一篇文章，我们把镜头转到江户，看儒学和国学如何又一次改写神道。
来源注释
- 日本神道的历史变迁（第四版）第二部分：神佛习合与中世神道主体化
- 孙攀河《日本佛教（上）》（本地垂迹、显密体制、两部神道部分）
- 孙攀河《那些奇奇怪怪的神：日本神道入门》（02）
- Kokugakuin Encyclopedia of Shinto（Ryōbu、Sannō、Ise、Yoshida、Hakke 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