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本文是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主要讨论西方文明等级论冲击、明治建国与天皇制重组如何构成亚洲主义的历史土壤。
第一章 西方文明等级论冲击下的日本世界观重组
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思想前提，是西方文明等级论对东亚世界图景的重组。所谓文明等级论，指 19 世纪西方国家在殖民扩张、国际法秩序、社会进化论和东方主义知识生产中形成的一套世界分类方式。它把世界放在同一条发展尺度上，以欧洲或西方为文明、理性、自由、进步和现代的中心，把非西方社会放在半开化、野蛮、停滞、专制或需要指导的位置。这个分类方式不只是学术观点，而是同条约体系、领事裁判权、殖民统治、传教、贸易特权和军事干涉结合在一起。
西方文明等级论对日本的冲击有两层。第一层是现实压力。幕末以来，美国、英国、法国、俄国等西方力量进入东亚，日本被迫开国，面临不平等条约、通商、军事压力和主权受限的处境。日本如果不能迅速建设近代国家，就可能像中国一样长期处于条约体系和列强压力之下。第二层是世界观压力。西方不仅以武力进入东亚，而且带来一套解释世界的语言：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强者与弱者、国家与非国家、国际法主体与被指导对象。这套语言冲击日本旧有的国学、儒学、诸子学、神道、朱子学和东亚秩序想象。
江户时代的日本并非没有世界观。它一方面长期处在汉字文化圈、儒学秩序和东亚海域交流之中，另一方面又通过国学、神国思想和日本型华夷观形成了自我中心化的解释。日本既学习中国文明，又不断在思想上试图摆脱中国中心；既接受儒学和汉学，又通过神道、国学和日本历史叙事强调自身特殊性。西方冲击到来之前，日本已经有一种复杂的“既在东亚之内，又试图从东亚秩序中抽身”的自我意识。
西方文明等级论进入以后，这种自我意识被重新排列。日本不再只是同中国、朝鲜比较，也不再只是处理东亚传统秩序中的位置，而是要在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证明自己。日本必须回答：自己是否属于“亚洲”？如果属于亚洲，是否意味着落后？如果亚洲被西方描述为停滞、专制和野蛮，日本如何摆脱这种描述？如果摆脱亚洲需要学习西方，那么学习西方是否意味着否定自身传统？如果日本能够成为文明国家，那么中国和朝鲜又应被如何定位？
这些问题使日本近代思想产生了明显的二重构造。对内，文明开化要求打破旧身份秩序、建设学校、军队、工业、法律和国民国家。对外，文明开化又很容易转化为对中国、朝鲜的等级化评价。西方文明等级论在日本内部最初表现为自我改革压力，但当日本逐渐取得近代国家能力后，它便转化为日本评价亚洲邻国的尺度。日本不再只是不愿被西方东方化，它还开始以西方尺度东方化中国和朝鲜。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最能体现这种结构。他在日本国内推动学问、独立、文明、实学和国民意识，具有反封建身份秩序和启蒙意义。但他的文明论同时把西方设为标准，把中国、朝鲜构造成停滞、保守、不开化的亚洲。福泽的问题并不只在《脱亚论》一篇文章，而在于他所接受的文明等级结构本身。当文明被设定为线性发展尺度，当一国独立成为文明的最终目的，当中国和朝鲜被写成日本必须摆脱的负面参照，日本的启蒙语言就开始带有对外压迫的可能。
这一点也说明，亚洲主义同脱亚论并不是简单对立。脱亚论强调日本应摆脱落后亚洲，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亚洲主义则表面上强调日本与亚洲的共同命运。但两者共享一个前提：亚洲被重新定义为需要被改造、被领导、被重新组织的空间。脱亚论的逻辑是，日本不应与落后亚洲为伍；兴亚论的逻辑则可能是，日本既然已经文明化，就有资格指导亚洲。脱亚和兴亚表面相反，实际都建立在文明等级论被日本确认之后的东亚再排序之上。
因此，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起点不应写成“日本发现亚洲共同体”，而应写成“日本在西方文明等级论压力下重新发明亚洲”。这个“亚洲”不是单纯地理概念，也不是自然存在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被日本近代思想、学术、媒体、组织和国家政策不断生产出来的对象。它有时是被压迫民族共同体，有时是文化精神共同体，有时是日本安全利益范围，有时是殖民经营空间，有时又是战时世界史使命的舞台。
本章相关资料
- 库内资料：文明等级论；社会进化论；东方主义-萨义德；文明等级论需要东方确认；日本型华夷秩序；华夷秩序观与亚洲主义；从文明等级论到新文明中心：近代中日对东方主义的接受、改写与竞争
第二章 明治建国、天皇制重组与亚洲主义的历史土壤
明治维新推翻德川幕府，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新政府。这个过程常被描述为日本近代化的起点，但从亚洲主义的角度看，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重新组织国家、社会、教育、军队、媒体和对外行动想象。亚洲主义之所以后来能进入如此多的场域，正是因为明治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在西方压力下急速重组的国家。
明治新政府由萨长土肥等藩阀力量主导，形成以天皇为中心、以藩阀官僚和军人为核心的新政治结构。废藩置县、征兵制、地租改正、学制、殖产兴业、近代军队、近代警察、近代学校和官僚制度共同塑造了新的国家能力。这个国家不是旧幕府的简单延续，而是把人民重新编入国民、军人、纳税者、学生和臣民秩序之中。天皇不再只是传统象征，而逐渐成为国家统一、教育忠诚、军队服从和历史连续性的中心。
这一国家重组同亚洲主义的关系，至少有三点。第一，国家重组制造了新的国民意识。日本必须让各藩、各阶层和地方社会承认自己属于同一个国家共同体。国民意识一旦形成，就很容易同外部竞争、国权扩张和民族优越感结合。第二，教育和媒体成为国家塑造世界观的重要工具。学校、报刊、出版和学术研究共同生产对中国、朝鲜、亚洲、西方和日本自身的理解。第三，军队和外交制度使对外行动能力迅速增强。日本不再只是思想上讨论亚洲，而能够通过战争、条约、殖民、保护国和满蒙经营改变亚洲现实。
明治国家还必须处理内部政治矛盾。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正是藩阀政权与民间政治力量冲突的表现。民权派要求国会、宪法、自由、人民权利和政治参与，对藩阀政权形成压力。这个运动对亚洲主义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推动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人从民权、平等、共和和人民主体角度思考对外关系，使亚洲主义出现较平等的联亚支流。另一方面，藩阀政权和国权论者也在国内政治压力下强化对外扩张，把外部危机和战争胜利用作内部整合手段。民权与国权在明治日本并非总是对立，有时也会发生转化：民权运动中的不满和行动能量，可能被国权主义和对外冒险吸收。事实是，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日本陷入国权狂热，自由民权运动则在这一背景下偃旗息鼓。
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是亚洲主义走向国家动员的深层条件。明治宪法、内阁制、教育敕语、军人敕谕等制度和文本，使天皇制不仅是政治制度，也是教育、伦理、军队和历史叙事的核心。天皇制为日本提供了时间连续性想象：万世一系、国体、忠君、臣民共同体。这种时间想象一旦同对外扩张结合，便可能把战争解释为日本历史使命的展开。后来“八纮一宇”提供空间扩张想象，“万世一系”提供时间连续性想象，二者互相支撑，使日本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德国式单纯政党夺权，而更像在天皇制国家内部逐步生成的总体动员结构。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则进一步改变日本社会心理。甲午战争胜利不仅带来台湾、辽东问题和朝鲜控制的现实利益，也使日本社会确认：自己已经不再是被西方压迫的亚洲弱国，而是可以战胜中国、重组东亚秩序的新兴强国。日俄战争胜利则使日本成为第一个在近代战争中击败欧洲大国的亚洲国家，极大刺激了国民自信、亚洲领导意识和对外扩张欲望。战争胜利、国家教育、媒体舆论和学术解释互相强化，使日本亚洲主义从思想选择逐渐变成社会氛围。
因此，亚洲主义并不是少数思想家的幻想。它有国家土壤，有教育机制，有舆论条件，有军队和外交支撑，也有民间政治活动家的组织网络。明治国家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不断把亚洲转化为自身安全、利益、文明使命和扩张空间。后来的学者媒体人、政治活动家和政府军政人物，都在这个国家重组后的结构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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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内资料：日本近代国家形成期的民族认同 童老师课；天皇制国家主义；国权主义；军国主义；国家理性；国权与民权；民権から国権への選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