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本文是系列文章总六篇中的第一篇，主要说明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问题意识、总体判断与导论框架。
摘要
近代日本亚洲主义并不是单一思想，也不是一条从和平联亚直接滑向侵略帝国主义的直线。它是在西方文明等级论、社会进化论、国际法等级秩序和东方主义叙事冲击下，日本重新安排自身世界位置时形成的一组思想、舆论、学术、组织和国家行动的复合体。日本既要避免沦为西方帝国主义支配对象，又要在西方所规定的“文明/野蛮”“进步/落后”“西方/东方”的世界分类中摆脱“落后东方”的位置。正是在这种双重压力中，日本亚洲主义逐渐产生。
本文的基本判断是：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核心问题，不是日本是否曾经谈论亚洲、是否曾经提出联亚口号，而是日本如何在接受西方文明等级论之后，将这种等级结构转移到东亚内部，并把日本自身想象为亚洲的文明先行者、秩序指导者和区域领导者。它一方面包含反西方、联亚洲、文化共同体、被压迫民族互助等资源；另一方面又不断被日本国权主义、殖民政策、军部行动和天皇制国家动员吸收，最终走向大东亚共荣圈和日本在亚洲的孤立。
为避免把亚洲主义写成单纯人物罗列，本文将近代日本亚洲主义者分为三类：第一是学者与媒体人士，他们制造理念资源，包括西化文明论者、自由民权延长线和日本学界/东洋学脉络；第二是政治活动家，他们处于理念与国家行动之间，通过组织、教育、调查、渗透和鼓动制造既成事实；第三是政府系与军政人物，他们把亚洲主义制度化为国家战略、殖民政策和军事扩张。三类主体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在明治国家形成、自由民权运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战、米骚动、大萧条、满洲事变、全面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的时间线中不断互相推动。
战后研究史部分则围绕另一组张力展开。日本学界长期执着于对亚洲主义的再解释，试图从战争责任、战后民主主义、福泽论争、竹内好的“亚洲作为方法”、子安宣邦的知识考古学以及亚洲主义专题研究中重新理解日本近代。但中国、韩国学界和思想界对这种再解释始终保持警惕，原因在于对中国和韩国而言，亚洲主义首先关联殖民、侵略、主权侵害和历史压迫，而不是可以轻易转化为区域合作资源的思想遗产。孙中山 1924 年神户“大亚洲主义”演讲中提出的王道/霸道区分，正可作为这种张力的历史起点：日本若不反思霸道，亚洲就无法相信其王道言说。
说明
本文是一篇思想史与研究史结合的报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日本外交史、军事史或组织史通史。报告以库内材料为主，尤其参考既有《近现代日本亚洲主义思想谱系及其战后研究史》初稿、《近代日本亚洲主义思想谱系与战后研究史材料矩阵》、福泽谕吉专题资料、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相关材料、丸山真男和子安宣邦研究综述、东亚同文会与葛兆光相关条目等。由于本文篇幅较长，正文以问题梳理、谱系分类和研究史综述为主，直接引文从简，重要材料尽量通过章后“本章相关资料”列出，便于后续扩写时逐条核验。
本文的写法有三个原则。第一，保留复杂性，但不以复杂性稀释责任。日本亚洲主义内部确有平等联亚、民主亚洲、文化亚洲和被压迫民族互助的支流，但历史结果是这些支流被日本国家主义、军部行动和帝国主义吸收、压倒和掏空。第二，按主体位置而非道德标签分类。学者媒体人、政治活动家、政府军政人物处在不同位置，各自承担理念生产、组织转译和制度化行动的功能。第三，将战后研究史放在中日、日韩历史经验差异中理解。日本学界可以反复解释亚洲主义，但中国和韩国能否接受这种解释，取决于日本是否真正面对其对亚洲的压迫与侵略。
导论：亚洲主义为何必须放回日本近代国家形成史中理解
谈论近代日本亚洲主义，最容易落入两种简单化。第一种是把亚洲主义等同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话语，认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侵略亚洲的包装。第二种是把亚洲主义理解为某种曾被帝国主义扭曲的和平联亚理想，试图从战前思想资源中重新发掘区域合作的可能。两种说法都抓住了部分事实，却都不足以解释亚洲主义为什么能够在近代日本思想、舆论、学术、民间组织和国家政策中反复出现，也不足以解释它为什么同时吸引宫崎滔天、冈仓天心、吉野作造、头山满、北一辉、大川周明、石原莞尔和京都学派等差异极大的人物。
亚洲主义之所以复杂，正在于它不是一套固定理论，而是一组能够同其他思想结合的语言。它可以同自由民权结合，成为被压迫民族互助和亚洲革命的想象；可以同文化论结合，成为冈仓天心式的“亚洲一体”或东洋精神共同体；可以同文明论结合，成为福泽谕吉、浮田和民、吉野作造等人讨论日本、中国、朝鲜和西方关系的工具；可以同国权主义结合，成为玄洋社、黑龙会、东亚同文会等组织经营大陆、渗透中国和对抗俄国的行动纲领；可以同政府战略结合，成为山县有朋“利益线”、伊藤博文朝鲜政策、近卫文麿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正当化语言；也可以同战时哲学结合，成为“近代的超克”和“作为欧洲近代的超克者的大东亚”的世界史叙事。
因此，本文首先不问“亚洲主义是好是坏”，而问它在什么历史处境中生成，又在什么社会位置上被不同人群使用。近代日本面对的并不只是西方炮舰和殖民主义的现实威胁。相较中国、印度或东南亚许多地区，日本面临的直接殖民压力固然真实，却并非最深层的问题。更深层的是西方文明等级论、社会进化论、国际法等级秩序和东方主义叙事对日本世界观的重组。江户以来，日本已经形成自己的国学、儒学、诸子学、神国思想、日本型华夷观和东亚秩序理解。它既深受中国文明影响，又在国学和日本型华夷意识中试图把日本重新想象为特殊文明主体。幕末明治以后，西方力量进入东亚，旧秩序被打破，日本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在西方定义的世界秩序中，日本究竟是东方、亚洲、半开化国家，还是能够进入文明国家行列的现代国家？
这个问题使日本近代思想出现一种紧张结构。一方面，日本必须学习西方，建立近代国家、近代军队、近代教育、近代工业和近代外交制度，以避免被西方支配。另一方面，日本又不愿永远被置于西方文明等级论所规定的“东方”位置。于是，日本的回应逐渐出现一种双重运动：对西方而言，它努力证明自己已经文明化；对中国、朝鲜和亚洲而言，它又把自己塑造成文明先行者、指导者甚至支配者。换言之，日本一边承受西方东方主义，一边将其内部化、转译化，并向亚洲邻国转嫁。
亚洲主义正是在这里成为思想装置。它既可以说日本同亚洲有共同命运，也可以说日本有资格代表亚洲；既可以说亚洲应联合反西方，也可以说亚洲必须接受日本领导；既可以批判西方霸道，也可以用反西方霸道的名义实行日本霸道。孙中山 1924 年神户“大亚洲主义”演讲中要求日本在王道与霸道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他已经看见日本亚洲主义的这个根本矛盾：如果亚洲主义意味着平等互助，它可以成为王道；如果亚洲主义意味着日本以亚洲名义压迫亚洲，它就是霸道。
本文将这套复杂关系拆成两大部分。前半部分考察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思想谱系，重点说明三类主体如何互动。学者与媒体人士制造理念资源，他们提供文明、开化、脱亚、兴亚、东洋、民本、文化亚洲、东洋学、近代超克等概念和知识框架。政治活动家处于中间灰色地带，他们把理念转化为组织、渗透、情报、教育、宣传和行动，往往先于政府制造既成事实。政府系与军政人物则把亚洲主义制度化为国家战略、殖民政策和军事扩张。后半部分考察战后研究史，重点说明战后日本学界如何不断重返亚洲主义，而中国、韩国学界为何始终保持警惕。
这种写法还有一个好处：它能够把思想放回时间线中。亚洲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观念，而是在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近代天皇制确立、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战、米骚动、大萧条、满洲事变、全面侵华、太平洋战争等历史事件中不断变形的思想。思想不是在书斋里自我展开的，它总是被国家、战争、教育、媒体、组织、殖民地和国际秩序不断推挤、改写和使用。
本章相关资料
- 库内资料：日本亚洲主义光谱；近代日本亚洲主义思想谱系与战后研究史材料矩阵；文明等级论；社会进化论；东方主义-萨义德；王道文化；霸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