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五、室町、战国时代的佛教
5.1 五山制度
室町幕府（1336-1467）时代是禅宗临济宗兴盛的年代。足利将军仿照南宋官寺制度，在日本也设置了“五山制度”。日本的五山制度在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代得到完善，在京都和镰仓分别指定五所寺院，称为“京都五山”和“镰仓五山”，并在两处五山之上更指定京都南禅寺为“别格上位”，统领五山制度（相当于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 室町时代的五山制度，其背后暗含幕府对京都及近畿地区、幕府旧势力盘踞的镰仓等地方强化统治的目的。
5.2 梦窗疏石与五山文学
室町初期，使禅宗获得幕府信任，并推进禅宗大发展的重要人物是梦窗疏石（1275-1351）。这一时期日本禅僧的佛号大多模仿中国，取四个字的风雅名称。
梦窗疏石：调和幕府与天皇关系，受赐国师，造京都天龙寺（在今日京都岚山附近），造庭园。 其弟子义堂周信（1325-1388）、春屋妙葩（1311-1388）、绝海中津（1336-1405）等向足利义满（1358-1408）建议改革“五山制度”，且大多在五山寺院任住持，形成官寺禅派。
（梦窗疏石）
五山禅僧大多精通汉语，善于诗文、绘画书法等，后世称这些禅僧的文学为“五山文学”。五山文学不仅包括诗文、宋学、水墨画（雪舟等）、茶道等，还包括印刷、建筑、造园等工艺技艺。
5.3 走民众路线的曹洞宗
相比于临济宗走上层路线，同样是禅宗的曹洞宗选择了基层路线，在室町时期也得到长足发展。曹洞宗在传教上深入民间，以主持葬礼和日常祈祷为主要方法，得到民众的普遍信仰。此外，为避开临济宗五山在近畿地区的势力，曹洞宗选择了在外围，如日本的东北地区、九州西部、东海道等地拓展信众。
据日本文化厅发布的宗教年鉴，曹洞宗的寺院是所有宗教派别中最多的，超过1.4万所，远超第二名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约1万所，第三名净土真宗大谷派的约8千所。
5.4 “聪明的”一休
因为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一休宗纯（1394-1481）在中国也是闻名已久。相传他是皇子，生母为避免一休将来卷入皇权斗争，将一休很小就送进京都安国寺为僧。一休年少时即显露出文学天赋，13岁时做的汉诗闻名京都。
（一休画像）
其后一休转入京都大德寺修行，一日夜间听到乌鸦叫声顿时大彻大悟，也不要师傅颁发的印可状（相当于毕业证、学位证），自此流落江湖，纵情诗、歌、书画，放浪形骸似狂徒一般。 晚年接受后土御门天皇敕命住持大德寺，后为躲避应仁之乱移至京都酬恩庵，在此圆寂。一休与天皇关系亲密，也深得民间喜欢。他的墓现在是由管理天皇家事务的宫内厅管理，这也增加了他原本是皇子传言的可信度。
但另一方面，有关一休是花和尚的各种传言也十分盛行。相传他不仅喜欢男色，也破坏佛教菩萨戒饮酒、吃肉、犯女戒等。晚年甚至娶盲女森女为妻，并生下一子收为徒弟。
此外，相传一休是村田珠光（1423-1502）的师傅，在日本茶道发展过程中创建了茶道“佗茶”（わび茶，也称草庵茶）的流派，是茶道史上重要人物。因此他的书法在茶道界非常珍贵。但以上和村田珠光的关系只是传言，一般而言佗茶是村田珠光和千利休（1522-1591）等人创设的。
一休语录：“人，只不过是副骸骨，外面披上五颜六色的皮，男女相爱，只见色相罢了。一旦停止了呼吸，肉体腐败，颜色尽失，爱欲也就消失了。你再也分辨不出谁生前有钱有势、谁又是贫穷低贱了，记住，你臭皮囊下乃是一副骸骨，正在等着要现出原形。”
5.5 战国时代的佛教
室町末期幕府内部权斗加剧，导致长达十年的大乱斗应仁之乱（1467-1477）。应仁之乱后大名们各自返回领国，展开了全国性的、长期的、慢性的战争状态，即战国时代（1467-1573）。直至织丰政权时期（也称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丰臣秀吉再度统一日本。
长达100多年的战国时代日本战乱频仍，曾经的守护大名（室町时期的大名=诸侯，领地广大且分散，为统治领地常任命家臣等为守护代，代为统治），被战国大名（既有曾经的守护大名，也有被守护代或国人势力=地方势力、宗教势力、浪人势力等取代的大名）取代。
战国时代的佛教有以下几点特征：
- 为对抗战国大名的地方统治，以净土真宗本愿寺派、日莲宗等宗教团体为代表发起了“一向一揆”、“法华一揆”等民间起义，展现了佛教的斗争性和革命性。
- 由于室町幕府影响力的消失，众多佛教宗派、寺院无法维持，僧侣们只能流落民间，成为后世村落寺院的起源。
- 也有一些僧侣成为游方和尚（称为御师、山伏、圣等），游走民间，成为后世巡礼、参诣等宗教活动的起源。
六、江户佛教
江户时代（1603-1868）是日本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代。由于江户早期幕府的禁教令（禁止基督教传播），并要求全民信仰佛教，于是日本的佛教发展至顶点。也因此佛教内部丧失了发展动力，沦为节日、民俗的形式化仪式，佛教逐渐空洞化、堕落化，沦为“葬礼宗教”（日本民众对佛教的戏称）。
6.1 禁基督教与佛教的发展
1549年耶稣会派遣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到日本传播天主教。他在日本传教两年左右，足迹遍布日本九州、西日本及近畿地区，成功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并吸收若干大名入教成为“基督大名”（キリシタン大名）。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颁布对传教士的“追放令”（驱逐令），一些基督大名迫于压力弃教。至德川家康时代幕府认为基督信仰和民众起义有关，因此1613年颁布禁教令严禁天主教。仅剩的基督大名中高山右近（1552？-1615）被流放至菲律宾马尼拉病死，有马晴信（1567-1612）被没收岛原的领地后被斩首（天主教禁止自杀，有马晴信因此拒绝刨腹自尽）。这些对天主教的弹压政策间接引发了岛原之乱（1637-38年）。
岛原之乱：1637-38年间，九州岛原半岛和天草岛的农民与天主教信徒发起的反抗领主横征暴敛的武装起义，被幕府残酷镇压。两股起义军合流后退守原城，城破时幕府军施行了大屠杀，约3.7万男女老幼被屠杀）。
岛原之乱后幕府严禁基督教（天主教），要求已经信教的民众用绘踏（脚踩圣母玛利亚像）等方式宣誓弃教，并在全国推行寺请制度。
6.2 寺请制度
寺请制度，也称为檀家制度、寺檀制度。具体指要求所有民众与某个佛教寺院签订供养协议，并请求寺院开具“寺请证文”以证明自己是佛教徒。寺请证文在民众家庭关系登记（日语称为缘组，如结婚等）、旅行、搬家、外出务工等情况需要提交。民众则需要承担自己供奉的寺院（檀那寺，也称菩提寺）的伽蓝（寺庙里的建筑）修建修缮、僧人的生活费、请僧人主持各类佛事法事、家族墓地的管理等费用。
根据寺请制度，江户时代实际所有人都是佛教徒，有自己的檀那寺，形式上尤其是家族的葬礼必须由檀那寺的僧人来做，因此佛教事实上成为垄断宗教。特别是垄断了在民众生活的重要节点如婚礼、葬礼等仪式，后世形成刻板印象，成为葬礼佛教。至此，江户时代的佛教变成普通民众家庭的共同信仰（主要在婚礼、葬礼、彼岸、盂兰盆会等方面）。
此外，幕府任命僧人为“官僧”，负责制作、管理民众的户籍台账，因此也可以说佛教成为了江户时代的国教。江户时代佛教在日本发展到历史顶峰。
幕府并不只是奖励佛教，同时也奖励儒学（主要是朱子学=朱熹的理学）、神道、古学（儒学复古主义）、国学（研究日本古代文化和经典的所谓“古道”）等其他学派。
江户时代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并没有消失。神道作为村落信仰（收获祭等）存在；修验道（山伏、圣等）作为有病或烦心事时的信仰或依靠；起名字或盖房时的家相图等信仰则依靠传统的阴阳道等。
江户时代的佛教获得了历史上最高的地位，寺院和僧侣从此不再为争取更多信众而发愁，也不用劳心费力去弘扬佛法，平时的日常工作主要以主持各类法事仪式（葬礼等）为主。这也为佛教的堕落与平庸埋下隐患。
6.3 佛学的钻研与精进
江户时代的佛教整体在幕府的庇佑下，各寺院有着固定的信众（相当于领地），生活无忧且没有竞争，因此显得比较颓废甚至堕落。另一方面，幕府也鼓励佛教对佛法、学问进行钻研，佛教界内部也有一些佛学研究的探索成果。
江户前期较著名的僧人有曹洞宗的铃木正三（1579-1655，用假名草子传播佛教），临济宗的白隐慧鹤（1686-1769，整理公案）等人。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有“黑衣宰相”之称的以心崇传（1569-1633，又名金地院崇传）。崇传本是临济宗僧人，曾担任建长寺住持，后升任五山最高地位的南禅寺主持。1608年受德川家康延揽赴骏府（家康居所），成为幕府最高级别的幕僚。参与并主持了江户幕府初期一系列的法律制定、政治决策等，奠定了江户幕府265年和平繁荣的根基。他主持制定的重要法律包括《禁教令》、《武家诸法度》（管理武士）、《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管理京都的天皇和朝廷）、《寺院诸法度》（管理佛教各宗派）等。
（以心崇传）
6.4 江户后期佛学的中兴：黄檗宗
1654年福建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隆琦禅师（1592-1673）渡日传播黄檗宗，后得到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1641-1680）的许可，在现在京都市宇治开宗立派。为不忘旧，在宇治的新寺院仍命名为“黄檗山万福寺”。
（京都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
隐元禅师原属中国传统的临济宗，也常以“临济正宗”自称。他倡导禅净一致的“念佛禅”，主张持戒守律，振扬古风。其寺内用汉语（闽南语，在日语中也称黄檗音），人称“日本内地小中国”，传播明朝文化。
隐元禅师开创的黄檗宗对当时教义分歧、规矩混乱的日本佛教界尤其是禅宗一派给予很大影响。他引领的中国文化、禅宗教义吸引了上自天皇、贵族、幕府上层、大名，下至读书人、商人等一般民众的入信皈依，盛极一时。
黄檗宗对江户时代日本佛教甚至日本文化的发展的其他贡献还有很多。书画方面有“黄檗三笔”（隐元、木庵、即非的书法、绘画）；雕版刊刻了隐元禅师带去的明版《大藏经》（也称《铁眼版一切经》）；此外在语言、建筑、煎茶道、料理等方面也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