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前言
本文原是一篇旧文，长时间在电脑里闲置甚感可惜。现在放到博客里，供有缘人阅览。
相对于“日本佛教”这个宏大题目，本文实在只能称为简史或略史，建议入门学习使用。内容疏漏或错误在所难免，也请各路先进不吝指正，多谢多谢。
一、佛教传入
1.1 佛教传入之前日本的“诸神”
日本在古坟时代（3-7世纪），以近畿地区为中心形成联合政权，史称大和政权（ヤマト政権）。大和时代日本的生产力很不发达，民众大多仍处于奴隶状态。大和时代的国君（后称天皇）基本只具有象征意义，政权多数情况下被豪族把持，且各豪族信奉自家氏神（祖先）或国津神等，导致政治斗争不断。
国津神：有别于住在高天原上的天津神，指住在地上苇原中国的众神，以须佐之男、大国主神等为代表。
佛教传入之前，日本有原始神道信仰（也称古神道）。原始神道与其他民族的原始宗教相似，崇拜自然、精灵，也崇拜祖先，衍生出“尊、命、御魂、灵、神”等众多神（也称八百万神或诸神），属于泛神论。
日本的先民把世界分为神灵居住的“常世”（とこよ）和人居住的“现世”（うつしよ），认为哪怕在人居住的现世也有人不能去的“神域”。常世和现世之间，或者现世里人居住的领域和神域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结界”。
那些曾经表示结界的稻草绳、杨桐（绿化的篱笆树）、鸟居（山门、牌楼）等，在神道发展过程中渐渐变成了神的化身，具有了神力，尤其用来表示结界，变成了注连绳、榊、千本鸟居等。
人们日常生活中通过祈祷、占卜可以获得神的指引，用以指导生活或政治。有关神的故事经过历代的累积形成了神话体系，其中包含神创造世界和人，以及神在天上（高天原）和地上（苇原中国）的统治等内容（以上内容是根据《古事记》的反推得出的）。
日语中“神”也称为「チ・ミ・タマ・モノ・カミ」等。虽然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认为日本的神不分好坏，是所有应该敬畏或恐怖的对象。但是一般来说，日本的神总体分为两类，好的和坏的神。
- 荒御魂(あらみたま)：能带来暴雨、洪灾、旱魃、雷电等自然灾害和疫病的神，恶神。
- 和御魂(にぎみたま) ：通过祭祀荒御魂，能使其成为保护人们的神，好神。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日本“诸神”的最大特征：不敬神则恶神降灾祸，敬神则恶神变好神能带来现世利益。
1.2 作为“蕃国之神”的“佛”
公元538年佛教自朝鲜（百济圣明王）传入日本，当时带去的主要有佛像、经文等物。佛教传入后，当时的日本人认为佛是“蕃国之神（あだしくにのかみ）”，即外国的神加以崇拜。
有关佛教传入日本的时间还有争论，上述说法是现今学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此外还有552年传入说，比公传更早的佛教私传等说法。
其后大和政权内部发生崇佛派（苏我氏为主）与排佛派（物部氏为主）的斗争。这一方面是豪族内部的权力争斗，同时也伴随着思想（宗教思想）斗争。
此时的日本人认为外来的佛是带有金铜光辉的、具有人的形态的、拥有新的、更大守护力和惩罚降灾法力的“神”。因此首先是天皇、贵族们把佛作为“镇护国家”的“蕃国之神”而接受。
1.3 佛教传入日本与圣德太子
进入飞鸟时代（592-710）前后，公元587年苏我氏灭掉物部氏，592年又暗杀崇峻天皇，于是推古天皇继位，任命圣德太子（574-622）为摄政，在政治上与苏我氏合作。
圣德太子是崇佛派，任内广修佛寺（建飞鸟寺、法隆寺、四天王寺等），延聘中国、朝鲜僧侣去日本讲学弘法，也派遣僧侣和留学生赴中国学习，弘扬佛教。他弘扬佛法的目的，主要是为建立中央集权政体，调和豪族间的权斗，因此主张信仰超越的“氏神”的“佛”，以求政治上的“和”。
圣德太子曾著作《三经义疏》，解说《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并在《宪法十七条》的第二条要求全国“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
二、奈良时代佛教的发展：政教结合
2.1 南都七大寺与南都六宗
大和政权末期和飞鸟时代天皇多次迁都。自710年元明天皇迁都于平城京（今奈良），至794年再次迁都的80多年间史称奈良时代。
这时期日本一方面派出遣唐使大规模学习中国的典章文物，积极建设律令制中央集权政体，推行班田收授制、税制、兵制等锐意改革；一方面以“镇护国家”的名义发展佛教，佛教在此时作为国家佛教推广到全国。
律令制：668に近江令（天智）、682に飛鳥浄御原令（天武）、701年に大宝律令（文武）、718年に養老律令（元正）等。
奈良时代天皇、贵族们在全国范围建造国分僧寺、国分尼寺，举一国之财力铸造东大寺卢舍那大佛等。仅在奈良一地，即有东大寺、西大寺、兴福寺、元兴寺、大安寺、药师寺、法隆寺等南都七大寺。到奈良晚期，已经形成了南都六宗的佛教体系。
（东大寺卢舍那大佛）
南都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
注：奈良时代没有南都六宗的说法。平安时代以后相对于平安二宗（天台宗、真言宗）才有的称谓。
2.2 鉴真东渡
742年，日本遣唐使中的僧侣荣叡（？-749）、普照（生卒年不详）二人按照圣武天皇的请求，恳请扬州大明寺住持鉴真法师（688-763）赴日传播佛教戒律，以杜绝日本大量出现的“私度僧”（没参加受戒仪式的自称僧人）。
鉴真法师自743年至753年十年间，先后六次东渡，历经劫难终于抵达日本。渡日后鉴真受孝谦天皇旨意在奈良东大寺设国立戒坛，给日本僧尼授具足戒。自此日本僧尼不受戒不能成为僧侣。这体现了日本国家对僧侣的控制，形成一种政教结合的政权特征。
插话：日本花和尚道镜，深得晚年的孝谦上皇（再度登基，即称德天皇）宠爱，官至太政大臣禅师。孝谦甚至考虑让道镜继承天皇皇位，真是荒淫无道！孝谦死后，道镜顿失靠山，被其他权贵流放迫害惨死。
759年建设唐招提寺，鉴真住持此地开坛授戒。
鉴真法师除佛法、戒律外，在建筑、雕塑、中医药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也将这些文化传入日本。日本民间还流传鉴真传入豆腐、酱油等的传说。相传直至明治时代，日本很多药铺包中药的包装纸上还印着鉴真的画像，将鉴真尊为始祖。
2.3 政教结合
奈良时代佛教的兴起，主要在于天皇和贵族的支持。天皇、贵族们最想要的现世利益，无过于佛教能够“镇护国家”，保护自己的政权。
741年圣武天皇模仿唐朝皇帝兴建寺院之举，下令在全国建造国分僧寺（也称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和国分尼寺（也称为法华灭罪之寺），彰显佛教为国教，能镇护日本。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佛教在日本的影响力彻底超过原始神道，甚至到了在神社或神宫举行祭祀仪式都要念诵佛经，而不是念诵神道祝词的地步。由此也渐渐产生了日本地垂迹思想。
本地垂迹：指日本的神之所以是神，是因为佛附体在日本诸神身上，以神的面目展现出来。按照本地垂迹说，佛才是最根本的神，神只是佛的附体展现，这是一种“佛主神从”的观点。例如，八幡神是阿弥陀如来的垂迹，天照大神是大日如来的垂迹等。
奈良时代开始，这两种宗教在日本以神道依附佛教的“佛主神从”的方式，也就是“神佛习合”的方式得到共存。虽然在镰仓时代蒙古袭日后，日本神道教派有人主张相反的“本地垂迹”说，即主张日本的天照大神才是根本神，中国的孔子、印度的如来都是天照大神在中国和印度的垂迹等，但总体影响力较小。佛主神从的神佛习合整体延续到明治维新的近代，在废佛毁释的运动中，神道终于独立出来。
佛教内部有关佛法等的研究，主要在东大寺为代表的首都（南都=奈良）展开。奈良时代国家政权与佛教的结合很深，佛法的研究也很精深，另一方面佛教与一般民众之间还存在较远的距离，在民间的普及尚未展开。
三、平安时代佛教的显密体制
3.1 本土佛教宗派的崛起
平安时代（794-1192），最澄（767-822）创建的天台宗和空海（774-835）创建的真言宗二宗引领日本佛教的发展。
（最澄）
805年最澄（传教大师）自唐回日本在京都北部的比睿山延历寺创天台宗，827年获授戒权。
天台宗：中国大乘佛教的完成形态，崇尚《妙法莲华经》（也称《法华经》）。 教义主张：一心三观、圆融三谛。即同时体悟空（世界本质）、假（世界表象）、中（中道不偏执）三点。 摩诃止观：一念之间观想六道（六道指地狱、饿鬼、畜牲、阿修罗、人、天等道。也指六道轮回的四苦八苦的世界）、十界（六道加上声闻、缘觉、菩萨、佛共十界）、三千世界。
（空海）
806年空海（传法大师）自中国留学结束返回日本创真言宗（也称密宗，或喇嘛教等），819年在高野山创金刚峰寺，823年获赐东寺（也称教王护国寺，在今日京都站附近）。
真言宗宣扬佛教镇护国家，认为现实世界的所有都是大日如来的显现，给予绝对的肯定。这种主张顺应当时天皇的中央集权倾向，得到天皇的支持。
真言宗根据胎藏界曼陀罗和金刚界曼陀罗两部曼陀罗所藏真言的力量，进行加持、祈祷，号称上可镇护国家，下能为个人带来现世利益。这是一种带呪术、暴力性质的宗教。在天皇、贵族的支持下真言宗得以发展，形成与天台宗延历寺、南都六宗等其他佛教宗派相抗衡的地位，奠定了平安时代佛教的显密体制。
3.2 显密体制
在空海真言宗（东寺=史称东密）的竞争挤压之下，天台宗延历寺也开始吸收密宗思想转向密宗。最澄的弟子圆仁（794-864）、圆珍（814-891）渡唐学习密宗后创立台密（天台宗的密宗），主张“圆密禅戒、四种相承”。
根据历史学家黑田俊雄的《显密体制论》（1975），平安时代的佛教表面上是显教（以南都六宗为代表）与密宗（以台密、东密为代表）的两大阵营对立，实质则是以台密为主的密宗为主流。密宗依靠镇魂、呪术等祈祷、呪法仪式，以及密宗教法的世界观等，统合其他佛教宗派甚至神道的神祇信仰，形成依附国家权力的宗教界的支配性地位。
简单化理解，即平安时代的佛教表面上是旧的南都六宗和新出现的平安二宗的竞争格局（显），实际是台密、东密为主统合各教派的局面（密）。
按显密体制论，则镰仓新佛教也不够新，只不过是显密体制的表面的发展流变，其本质的显密结构没有太多变化。因此黑田俊雄的新密体制论出现以后，日本佛教的研究出现了很多变化。
显密体制同时也是一种神佛习合（神佛混杂）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既包含各类显教流派、也包含密宗（台密和东密），还统合了神道性质的神祇信仰，有很浓厚的神佛习合的神秘主义色彩。
密宗原本就比较神秘，所谓三密（口密、身密、意密）加持、三密瑜伽等修行方式密不示人，与显教佛教流派差异很大。加之日本的密宗又吸收了日本原始神道的一些思想和修行方式，就更加神秘了。日本和歌山县高野山金刚峰寺（东密）就很典型。
3.3 显密体制的特点
1、在“镇魂呪术”等基础上，由密教进行所有宗教的整合。 2、在这个整合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各宗固有的教理，有关显密融合的学说，以及各密教流派的仪式做法等。 3、各宗（八宗=南都六宗+平安二宗）的正统性为世俗世界所公认，形成一种与国家权力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政教合一的秩序。其中，天台宗是显密体制的代表性宗派，最具权威性和宗教势力，尤其是其“本觉思想”最能代表显密体制。
3.4 平安时代佛教的其他特点
神佛习和：这一时期佛教与日本自古以来的山岳信仰、自然神信仰结合，作为山岳宗教发展。通过本地垂迹理论，人们认为神道诸神也向佛皈依，追求从苦恼中解脱，作为代价诸神成了佛教的护法守护神。在显密体制内，如两部神道、伊势神道逐渐形成。
按照本地垂迹说，原来的日本诸神成为佛教菩萨、如来等在日本的本地显现（垂迹）。
修验道：主张通过登山巡行等修炼验证的过程，体验死亡和复活。修炼后则旧我死，新我生，并获得此前所不具备的能力。修炼的人即是山伏。 山伏：通过在山中修行得到神圣力量的修行者。
对现代的影响如四国遍路、熊野巡行等宗教旅游、体验的热潮。
3.5 天台本觉思想
天台本觉思想：现世中的人已经是觉悟的人。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本觉思想在日本佛教内部成为重要的概念，大致具有以下特征或意义：
- 因为人原本就已经觉悟了（成佛），因此不再区别“迷”与“悟”的二元对立，而是一元统一地认为二者相同或相通。这和佛教的其他理念如“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等逻辑相通。
- 因为不再执着于二元对立的区别，天台显教甚至认为“草木国土悉皆成仏”，具有泛神论的倾向。
- 也因此，本觉思想具有“不二绝对”的一元论立场。
- 按照本觉思想，只要自己意识到自己已经觉悟则立即成佛，也就是“一念成佛”，如此则导致轻视修行的过程。
- 本觉思想认为迷茫的世界其实就是觉悟以后的世界，这就具有了现实肯定论的倾向，丧失了佛教的改革性、革命性。
- 本觉思想在日本一般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授。
虽然后世日本佛教界对本觉思想高度评价的人很多，但也有一些批判观点。诸如认为本觉思想是如来藏思想的延伸，与佛教根本教义相违背。其他也有批判一元统一性，认为“而二相对”的立场也对；或者批判轻视修行，轻视信仰等。
本文认为应按照历史事实认识本觉思想。天台显教认为现世万物皆是“本觉”，“草木国土悉皆成仏”。院政后期，本觉思想代替佛性思想，亦即众生现实中的样子已经是开悟了的，所以不必要再追求开悟了。因此，修行也没有必要了。所以依据修行的开悟被认为是“始觉门”，是低级想法。
天台本觉思想的背景是佛教的官僚化、贵族化。作为世俗贵族的庶子之流，不能继承本家的门第富贵，于是削发为僧进入佛教体系。佛教尤其是天台宗此时不但保有众多土地寺产，且僧侣众多甚至拥有僧兵。贵族的庶子们在天台宗里凭借本觉思想，直接获得极高地位，在佛教内一样拥有超凡的地位和荣华。而一般庶民出身的僧侣则只能依照本觉思想位居下位，没有出头之日。
本觉思想是中世日本佛教堕落的体现，也是后续镰仓时代佛教革命的契机。
四、镰仓新佛教
镰仓时代（1192-1333）的新佛教：净土宗三派、日莲宗一派、禅宗二派。 背景：源平争乱后武家政权确立，新兴统治阶级的武士也需要宗教背书。以平安二宗为代表的显密体制已经不能代表武士以及民众，因此镰仓新六宗作为显密体制、特别是天台显宗的“异端”出现，得到发展。镰仓新六宗的出现，在日本佛教历史上是创新性、革命性的变化。
客观来说，镰仓新六宗的出现与天台宗都有一些关系。 禅宗：荣西的临济禅是从天台宗的“圆密禅戒”当中，把“禅”独立出来自成一宗。 日莲宗：是把天台的“法华一乘”思想纯化后的产物。 净土宗：主张正法→像法→末法时代的佛教史观。把天台宗中对阿弥陀如来和阿弥陀净土的信仰纯化后的产物。
4.1 净土宗三派
（1）净土宗
开祖=法然（1133-1212）
（法然）
教义：相信阿弥陀佛的救赎，只要口称念佛，专修念佛，死后即可往生极乐净土。比睿山、兴福寺向朝廷施压，1207年法然被流放。后回到京都，不久死去。
（2）净土真宗
开祖=亲鸾（1173-1262）
教义：教行信证 教：即净土真宗的教义。 行：念佛。 信：相信阿弥陀佛的大悲本愿。 证：修行成佛。
其他观点： 恶人正机：正是恶人，才是阿弥陀佛的救赎对象。 净土真宗的这个观点饱受争议。在镰仓时代，净土真宗为传教以此观点争取武士阶层。武士即士兵，以杀人为业，原本罪孽深重。净土真宗以“恶人正机”宣扬越是武士，越容易得到阿弥陀佛的救赎。 然而这一观点稍作其他理解，也可以理解为只有恶人才可往生，因此有劝人向恶之嫌。抗日战争中净土真宗对日本兵大量宣扬恶人正机，对中国等国的国民施行了残暴罪行，罪不容恕！
肉食妻带：可以吃肉、娶妻生子等，否定戒律。 易行：只要起一次信心，口称念佛，即可往生成佛。
（3）时宗
开祖=一遍（1239-1289）
教义：主张信不信阿弥陀佛的救赎，有没有努力都没有关系，只要念佛，即可往生极乐净土。一遍法师当时游行诸国，以踊念佛（跳舞念佛）的形式传法。所到之处，民众狂热追随，于是他的宗派被称之为时宗。 时宗的跳舞念佛对日本后世的盂兰盆会风俗、阿波踊、歌舞伎等影响深远。
净土三宗小结： 1、净土宗总体主张“厌离秽土欣求乐土”，彻底否定现世，追求来世的救赎。其主张和平安时代“显密主义”彻底肯定现世的思想尖锐对立。 2、净土宗主张“绝对他力”的救赎，主张“专修念佛”。这种主张是对传统佛教实践“八正道”，即自力本愿的彻底否定。 3、主张为求救赎，不需要困难的修行，即易行。易行是指从众多的佛教经典中挑选一部（选择），专注修行（专修）。
4.2 禅宗二派
（1）临济宗
开祖=荣西（1141-1215）
教义：用坐禅的方式自觉本身的佛性，觉悟成佛（自力救赎）。通过思考理解师傅所说的公案达致觉悟，修行方法严厉，规矩森然。禅宗教义还主张生死一如、视死如归、寡欲等，这些思想和武士的风气相符合，甚得武士崇信。 茶禅一味：将修行方法具体为日常生活（如饮茶坐禅、奉茶、打扫、务农等），对后世各类的“道”（如茶道、花道、香道、弓道、武道等）思想影响巨大。
（2）曹洞宗
开祖=道元（1200-1253）
教义：用只管打坐这样严格的修行方法自力开悟。道元禅师本人远离权贵，隐居乡下面向底层民众传教，当时即有“临济将军、曹洞土民”的称谓。其教义还吸收天台、密教等的加持祈祷法门，并在民间积极推行盂兰盆会，主张农禅结合等。
4.3 日莲宗
开祖：日莲（1222-1282）
教义：日莲法师出身天台宗，主张《妙法莲华经》是佛教中至高无上的经典，念佛时口称“南无妙法莲华经”（なむみょうほうれんげきょう）。教义除依据天台宗教义外，主张救赎末法时代的众生，并激烈地排斥其他佛教宗派如净土、禅、密等。其《立正安国论》中流露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国家主义色彩。
现今日本政坛的公明党背后就是日莲宗创价学会在支持（创价学会属于日莲宗内部派别之一），这也体现了日莲宗具有实践性的、入世的宗教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