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 1 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同样是这一群代表，他们在会上能提出主张、促成协议；可会下，他们却无法约束任何人执行。这就是民盟在旧政协里的真实处境——一面是“高光”，一面是“无力”。
先看民盟做了什么。它有几种作用。
第一，它让国共谈判，不再只是两个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谈判。 旧政协原本是国共两党的事，民盟以“第三方面”身份加入，等于把民主宪政的诉求，从“两党之争”里带了出来，让国共之外多了一种声音、一种立场。这在政治上是个了不起的贡献。
第二，它把“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这十个字，变成了会议的核心议题。 民盟在政协里提出《关于军事问题的提案》，坚持“先改组政府、后整编军队”的主张，让“军队国家化”不再只是抽象口号，而成为可讨论、可协商的具体方案。
第三，它借助政协程序，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构成了制度性压力。 旧政协五项决议，特别是关于政府改组和军事问题的决议，实际上是在制度层面要求国民党让出一部分权力、接受多党协商。这虽然还是“纸面”的，但已经让国民党一贯坚持的一党训政，第一次受到了公开的、程序性的约束。
而旧政协里民盟的代表，也是一份值得记住的名单——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他们分别被分派到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各组参与磋商，可以说是民盟在政治上的一次“全方位亮相”。
但是，民盟能做到的，也就到此为止了。
它做不到的，是把纸面协议变成现实。旧政协产生的五项决议，需要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共同执行；可会议本身没有独立的强制力。整军方案需要双方交出军队，政府改组需要当权者让出权力——这些都考验着国共双方的诚意。而一旦军事冲突扩大、国共互信瓦解，五项决议的执行条件就迅速恶化。
更根本的，是民盟自身的局限。它没有军队，没有行政权，组织资源也有限。它能提出主张、组织舆论、参与协商，却无法单独约束国共两党的军事行动。用一句直白的话说：它能“讲清道理”，却不能“保证执行”。
所以，旧政协之于民盟，既是一次成功的起点，也是一次无力感的显现。它证明民盟的政治理念是有价值的，也暴露了它作为中间力量的先天不足。而这份“无力”，会随着之后内战的全面爆发，把整个旧政协、连同民盟的“中间路线”，一起推向悬崖。那是本系列下一模块要讲的故事。
资料来源
- 《中国民主同盟参加政协会议代表名单及分组名单》（1946，《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 李先伦《论 40 年代两次宪政运动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
- 孙攀河《从旧政协到新政协：中国政治协商机制的转折》。
系列文章说明
本系列文章供民盟盟员，尤其是新入盟的盟员学习民盟史使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等主要历史资料，以及李先伦、邱钱牧、包爱芹等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系列文章由孙攀河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