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2008.5.16
阅读导语
本文借哈贝马斯的理论视角，透视明治日本如何借天皇、国语与他者人为地构建近代民族认同。
（照片中的三个人即所谓的“明治三杰”）
序言
哈贝马斯在《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一文当中，围绕两德统一和欧盟成立等历史大事件的时代背景，具体深入地分析了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特别是受到该文第一章《民族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当中所阐述的内容的启发，本文力求通过对日本近代国家形成期——主要指明治时期——民族认同问题的探讨，解明“国家主义”以及“民族认同”等概念的“人为性”或称“作成性”（日语：作为性）本质。
在该文当中，哈贝马斯通过对“民族”（Nation）概念的产生以及发展的分析，指出“民族”概念包含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血缘共同体的“民族”，另外一种是作为主权的载体的“民族”。 随后，“民族”概念当中的这两种含义逐渐交叉。随着18世纪法国大革命，“民族”认同逐渐从前近代的血缘共同体渐而转为公民的民族——“公民积极地运用其民主的参与权利和交往权利的实践”——这一共和主义的方向上来了。
本文将探讨日本近代国家形成期，“民族”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并对比哈贝马斯对欧洲近代民族概念的阐述，探讨日本近代民族认同的特点。
哈贝马斯：通过历史意识和浪漫主义文学——也就是通过学术方式和文学方式——表达的民族主义，为这样一种集体认同奠定了基础。
一、日本近代民族认同当中的天皇和历史意识
（美国海军提督佩里）
（下田港佩里舰队的复原模型=黑船来袭）
1853年，被美国海军提督佩里用巨舰和大炮打开国门之后，日本江户幕府对全国的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幕府对外政策的失误以及多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特别是在中下层武士当中，产生了很多倒幕主张的人。最终在这些倒幕派的运动之下，1868年打响了倒幕的戊辰战争，并组建了由倒幕派人士组成的明治新政府。明治新政府并不具备德川幕府诉诸历史的正统性（德川幕府统治日本260余年），为了政权自身的安危，于是抬出了全日本最具历史正统性的天皇，并宣称明治维新的性质是“王政复古”。
在“五个条誓文”、“天皇巡游”、“迁都东京”等等，由天皇亲自出面的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政治秀之后，天皇正式出现在政治舞台的中央。而在此之前，天皇的权力被贵族或武士阶层取代已达千年之久，民间的很多百姓甚至并不知道天皇的存在。
在日本历史和社会当中，天皇有着特殊的地位。首先它在日本最早的历史书《日本书纪》和神话书《古事记》当中都被描绘成天照大神的子孙后裔，因此被日本本土宗教的神道尊为神。其次在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皇统一脉相承从未断绝，被认为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万世一系”的皇室。天皇的这种宗教神秘性和时间上的特殊性被明治政府大肆宣扬，从早期政府专设“神祗官”（和最高行政长官太政大臣地位并列）到发起“毁佛废释”运动，直到把神道指定成为国家宗教，于是一个“祭政一体”的新日本正式诞生，而天皇则占据了世俗（国家行政系统）和精神（神道祭祀系统）两方面的领袖地位。
（教育敕语）
进而明治政府在1882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军人诏敕》，在军队系统全面推行天皇的权威教育，最终把军队教育成天皇的军队——“皇军”。然后在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并在小学校等教育机关强制推行，由此天皇的臣民——“皇民”也逐渐被教育形成。
1945年战后，日本终于摆脱了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束缚，特别是历史学界也终于摆脱了形而上的宣扬万世一系天皇的“皇道史观”，实证主义史观、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等成了学界主流。并且，对天皇制的批判也成了历史学界的一大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天皇制支配意识形态的原理进行深入探讨的丸山真男的《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藤田省三的《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以及安丸良夫的《近代天皇像的形成》等。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之处，都是从各个侧面详细地探讨和发掘了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和发展状况，解明了天皇制是由明治政府为首的统治阶层人为地制作出来的，而并非是先天的、传统的、不可改变的。
如果说日本政府借用天皇自上而下地推行一种“作为性”的历史意识的话，那么与此相呼应的就是发自民间的自下而上逐渐形成的新的语言方式——近代日本的国语。
二、日本近代民族认同当中的文学和文体
阅读明治时期的日文文献资料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明治时期流行的文章体裁（文体）多样纷杂。既有纯用汉文写就的著作，又有曾是天皇贵族专用的雅文体，还有汉和折衷的汉文调文体，以及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文体等等。如此众多的文章体裁——语言表达方式给意图不光在本国国土上，还要在意识形态上统一日本并形成“国民”的新生日本政府带来诸多问题。虽然也有政府官员居高呼吁，但主要承担解决此项问题的却是当时的知识阶层，包括学者和文学家等。
日语中一直存在的汉字和大量词汇的汉语发音（音读）一直以来都构成日本人的外部想象，并间接地强化了日本自身作为“大和”民族的意识。江户中期以来兴起的以本居宣长为首的国学家们致力于排除日语当中的“汉意”，并意图发现日语当中的“和心”。他们力求通过对日本最古典的文献《古事记》的研究，发现并创制一种纯粹的“国语”（以训读为主）。但其最终的结果，是当他们表述这种思想时，还是必须得使用夹杂着汉字和汉语发音的日语。
明治时期的一些具有洋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如森有礼等人，力主废止当时和汉混杂、缺乏逻辑严密性的日语，而改之以英语代替，或者全用罗马字（书写表记方式）代替。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明治时期日本语言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明治时期日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汉字在普通民众当中的普及率不高，和知识阶层意欲创出适应“文明开化”时代背景的“国民”之间的矛盾。于是例如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等人，在推行启蒙运动的时候一边引进演说这一新的启蒙教育方式，一边把演说当中使用的简明易懂的生活语言用到书写当中。福泽本人的《劝学篇》、《文明论的概略》等著作也因为浅显易懂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著作，甚至发生了出现数种盗版的情况。而由福泽等启蒙思想家推行的这种文章体裁，逐渐构成了现代日语的雏形。
（福泽谕吉）
在《想象的共同体》当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论述了由“印刷资本主义”印刷的报纸、小说等的语言在国土范围内广泛使用，使得在空间上相距很远的人也产生了“想象上”的纽带，形成“想象上的共同体”，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并同时形成也了“国民”。
明治时期的日本由于倡导“文明开化”，出现了很多的报纸和刊物。由于民间的自由民权运动和政府的对抗，当时的报纸刊物大致可以分为“民权派报刊”、“官宪派报刊”，以及明治2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的非政治类报刊几种。特别是在明治前期自由民权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虽然运动一侧的报刊援用各种西欧政治思想对政府极力攻击，政府一侧的报刊也发动舆论猛烈反驳自由民权思想，但最终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在热闹的论战过程当中，两派的基本理论预设都是一个统一的日本国家。民众也逐渐改变了江户幕府260余年诸侯（大名）分治，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敌视甚至不相往来的意识，而将“日本国家”以及自己的“国民”身份内面化成为自发的意识。
而明治中期之后大量的报刊出于发行量的考虑，纷纷增设娱乐内容，并催生出用文字记载“相声”、“讲谈”等内容的形式，最终开启了近代日本文学的肇端。当文学家二叶亭四迷发表其代表作《浮云》的时候，介乎于汉文和雅文之间的、更贴近现实生活语言的“汉字假名混合文”体裁已经基本成型，而二叶亭也被认为是开创日本近代“言文一致”运动的主要人物。这种在内容上被称之为“欧文直译体”（大量采用西欧语言的修辞表现方式），形式上以动词的机械的活用为主要特点文章体裁，在“文明”和“进步”的时代背景之下，被大多数的文学家认为是最优美的典范而采用。其后日语的发展在提倡“言文一致”的山田美妙、夏目漱石等人的著作畅销全国的背景之下，终于发展并固定成为现代日语。
自明治时期形成的日语到现在我们所看到并使用的现代日语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国语”的过程，这个过程和近代日本“富国强兵”的发展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1889年文部省颁布《学校令》，把中学的“和汉文课目”改为“国语及汉文课目”，并在大学增设“国语专业”。就此，同时期的关根正直提出了“国文—国民—国家”的三位一体的理论解释，主张“国文贯通于国民一统，赋予国民一体之感觉，乃一国特有之显象”。
而到了1894年10月甲午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日本国语学者东京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一次题为《国语与国家》的演说当中，在日军取得平壤和海洋岛之战胜利的消息之下，更是从日语当中和汉“文字”势力的争夺的角度分析日语的现状，并把语言作为日本国家的基石之一，“若以之譬喻日本国语，可谓日语乃日本人之精神血液也。日本之国体主要因此精神血液而维持，日本人之人种以因此最为优良，可保存最为悠久之锁链而不至于散乱也”。
上田的国语论消除了国体、国家之间的界限使之一体化，最终导致天皇制“国体”的声音传遍作为国民的“皇民”全体，使之为了“民族”、“国家”和“天皇”而激动发狂，死而后已。
三、补论：“他者”和日本近代的集体认同
哈贝马斯显然强调近代集体认同当中的历史意识和文学的作用。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如果认为历史意识的本质应该是时间意识，而文学——依据安德森的观点——主要在空间上发挥其作用的话，那么就日本近代的发展特征来看，还应该补充一个“他者”的视点。因为“他者”的视点，就日本而言是一个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的更加立体的观察角度。
直到美国人佩里带着坚船利炮打开日本国门之前的历史时期，虽然也有和西欧国家的一些交往，但是日本主要对比的对象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日本有弥生时代、大化时代、室町时代等数次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的记忆，从政治军事、以及农桑医卜、宗教、生活习俗、文字语言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充满着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加之唐、明等时期和中国大规模交战的兵败，以及元朝“蒙古来袭”的惨败（中国方面因为台风等自然灾害而几乎全军覆没），日本一直以来视中国为“华夏”——文明先进之国。
古代日本向中国遣使称臣纳贡，其后虽然表面上主张中日两国地位平等，但实际还是派遣遣隋、唐使到中国积极学习，至中世虽表面上称臣却主要为了和中国贸易获利，到近世因为闭关锁国和中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却一直保持民间的贸易往来。在东亚地域这个以中国为顶点和中心所构成的朝贡贸易体制——“华夷秩序”当中，日本一边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一边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独自的“国风”文化，加强了自身的独立性。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中国一直是日本学习的榜样，同时也是“非日本”意识的源头，给与日本以可供对比和超越的对象，构成日本自我形成的“他者”。
和中国相对的另一个“非日本”的“他者”，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海外扩张来到亚洲的西洋诸国。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传教士和商人都曾来到日本，但最终和江户幕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只有荷兰。因此研究荷兰的语言和文化（主要是医学和军事）在整个江户时期虽然影响不大但绵延不绝（兰学）。这种状况随着美国以及英法等国的到来迅速发生改变。
尤其是当日本发现甚至天朝上国的中国在英国军队的侵略之下尚且不堪一击之时，国家存亡危机感的主要原因就转化到西洋诸国一边。于是伴随着近代日本的开始，有关“他者”的视点也转向了西洋。整个明治时期举国上下奉行的“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政策无不以西洋诸国为目标，政治、军事、教育、甚至饮食风俗也一变成为西洋方式。修宪法、建军队、开学校、着洋装吃洋食，整个国家以成为西洋式的国家为目标。
反之，曾经的榜样——中国，因为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的失败而一变成为反面教材的榜样。其结果，在测试近代日本富国强兵政策成功与否的试验场上，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并以亚洲霸主的身份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俱乐部，加入到瓜分中国、朝鲜等国的行列当中。
两个“他者”的视点，首先从时间上使日本逐渐形成自我意识。无论是自中国传来的佛教、儒学、道教，还是从荷兰传来的西医、军事学、政治学等，都在传入日本之后不断结合日本自身的实际情况而本土化，产生变异。具有鲜明日本特征的如佛教的“显密体制”、“镰仓六宗”，或者结合中国禅宗和朱子学等思想的“武士道”，还有融合儒道佛基督等等思想的“神道”，以及主要参照德国模式建制的以明治《大日本帝国宪法》为标志的天皇制政治体制等等，都证明了日本逐渐自我形成的历史。
其次这两个“他者”的视点，在空间上也逐渐形成了日本的疆域（自我）。当中国迷恋于东亚朝贡贸易体制的时代，并没有给孤悬海岛的日本带来实质性的威胁。所以日本的疆域也主要集中在以九州岛、四国岛和本州岛大部的范围之内。西洋列强的到来，刺激了日本的空间意识，随即便发生了征服虾夷（北海道）和合并琉球的事件。这两件举措，使日本分别和俄罗斯、中国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外交冲突，间接地导致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而在这两次战争当中获胜的日本，把胜利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迅速占领了朝鲜、台湾，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大部（满洲）。可以说，在和中国、西洋这两个“他者”比较、竞争的过程当中，日本不断地扩大自身的空间（疆域），扩充自我。日本近代发展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个不断扩充自我的过程。
本文尚未探讨哈贝马斯在《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一文当中提到的民族国家当中集体认同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民主的公民身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明治早期的自由民权运动，无论是以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典范的，民权派左翼思想家中江兆民的观点，还是代表逐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福泽谕吉的官民调和和保守改良的观点，以及轰轰烈烈的运动整体，都可以看作是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日本历史当中争取民主的公民身份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是“美妙的但又是薄命的”（丸山真男）一个过程。
（现代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
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发挥了民主政治的启蒙作用。到了20世纪初期的大正年代，又一场激烈的大正自由主义运动勃然兴起。然而却又遭致更猛烈的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反攻而失败。虽然如此，毕竟又一次地积累了民主政治的经验。待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美国主导之下的民主改革过程当中，曾经的经验促成了现实当中成功的民主政治。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能力所及的范围，留待成为今后思考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出版社。 2、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的研究》，岩波书店。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4、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5、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岩波书店。 6、松尾章一《近代天皇制国家和民众、亚洲》，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 7、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童世骏老师讲义。 等。
后记
本文是 2008 年博士在读期间选修童世骏老师“批判理论课”的期末作业，为保持当时的青涩记忆，加之其中表达的观点现在看也没有原则错误，因此保留原文未改动。然而细究起来，文中虽显示了整体把握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概论视野，但也失之细致精细。近些年我在其中的一些问题上，做过一些深入探讨，计划逐步发到这个博客网站上，如有感兴趣来阅读的人，不亦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