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本文是「日本武家文化」系列九篇中的第二篇。上一篇说，武士道不是武士的历史；这一篇往前推一步，讲武士这个阶层本身是怎么出现的——他们不是从战场上凭空冒出来的精神贵族，而是从贵族王朝秩序的内部裂缝里，作为「侍」一步步长出来的。读完你会明白：武士的起点，是替权门看家护院的随从，而不是传奇里提刀独行的剑客。
一、片名里的那个词
2003 年，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中文译名《最后的武士》，英文片名是 The Last Samurai。
片名里那个 samurai，就是日语「侍（さむらい）」的罗马字音译。
电影的故事，放在明治初年。汤姆·克鲁斯演的美国军官阿格林，被明治政府雇来，训练一支拿步枪的新军，去剿灭不肯放下刀的旧武士；渡边谦演的萨摩武士首领胜元，带着一群旧武士，用刀剑去对抗枪炮。结局不难猜：武士战败，胜元战死。倒是那个美国军官，先是在交战中受伤被俘，反而一点一点读懂了这些旧武士的荣誉与悲壮，最后留在了那个即将消失的世界里，成了片名里的「最后的武士」。
很明显，这个电影中萨摩武士首领胜元的原型就是明治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1828-1877）。真实历史里，西乡不是不肯放下刀的旧武士代表，他也支持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但他确实主张“征韩论”，也为此不惜与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明治政府决裂，辞去官职率领追随者回到家乡鹿儿岛（萨摩藩）。他主张征韩，除了想以武力为明治日本开拓利益外，也有想解决“四民平等”后原来的武士阶级没有出路问题的想法。后来他的追随者在明治政府挑唆之下，发动了西南战争。战败后西乡选择刨腹自尽，遗体最终没找到，因此民间将他神化。西乡后来成为整个日本近代对外侵略的象征人物。
这部片子让「武士」这个词在中国也格外普及。但有一个细节，几乎没有人留意：
片名里那个 samurai，也就是「侍」，它的本义根本不是「武士」，而是「侍奉、护卫的人」。
换句话说，武士最早的名字，字面意思是「伺候人的」。它最早指的不是提刀独行的豪杰，而是站在贵族宅邸门口、替主人看家护院的人；是跟在院、寺社、豪门身后，替人跑腿、追捕、护卫的私兵。
武士的起点，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而是一种依附关系——依附于权门的武装随从。
这是理解整个武家文化的第一块基石。
二、优雅的表面，松动的底子
要把这个「侍」字说透，得先看一眼它出生的时代。
9 世纪初到 11 世纪初，是日本平安时代贵族政治的黄金期。藤原北家靠外戚关系、排挤他氏、独占高官，把持了朝政，形成「摄关政治」——天皇年幼时，藤原家出任「摄政」辅政；天皇成年后，改任「关白」辅政。到了藤原道长、藤原赖通两代，摄关政治进入最盛期，朝廷政治也越来越看重先例、仪式和官职世袭。
这个时代留下的，是一层极优雅的表面：改造吸收中国文化而形成的「国风文化」，以草书汉字再度简化形成假名，在此基础上激发出创作热情形成的《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为代表的假名文学，还有和歌、十二单服饰、贵族宅邸寝殿造、大和绘、佛教净土信仰……贵族世界的精致，到今天仍是日本美学的底色。
可是，这层表面越精致，底下越松动。
日本的律令国家原本建立在「公地公民」和「班田授受」之上——土地归国家，农民按口分田，定期重分。但到了平安中后期，统治基础的土地问题愈发严重。随着赋税徭役加重导致农民逃亡，大批土地撂荒，政府不得不鼓励流民开垦形成庄园，并承认庄园的土地私有。因此土地私有化越来越严重，庄园（荘園，しょうえん）不断扩张：从 8 到 9 世纪的「垦田地系庄园」，逐渐发展成 10 到 11 世纪的「寄进地系庄园」。
垦田地系庄园指开垦荒地的庄园；寄进地系庄园指庄园主将庄园名义上进献给贵族、寺社等权贵。
贵族、寺社和有权势的人，通过吸纳「寄进」庄园，为庄园提供庇护和特权，拿到「不输」（不缴税赋）、「不入」（不受管理）之权。庄园越来越独立于国家税收和地方官管理，成了国中之国的不法之地。农民为了逃避赋役，索性携土地寄加入庄园，依附权门有力者寻求保护。
一句话：中央的政令，已经管不住地方的田。
三、从院子的裂缝里长出来的武装
地方治安恶化，是武士出现的直接条件。
庄园与庄园之间、庄园与公领之间、地方官与庄园领主之间、豪族与农民之间，都可能为了土地、年贡和支配权发生冲突。而中央国家，已经难以及时处理这些远在地方的纠纷。
贵族和寺社手里有庄园，需要保住收益。于是，权贵们默认甚至鼓励各地的地方豪族、有力农民和郡司开始武装化。一般的日本通史教材大多会提到这句话：地方的治安恶化，导致豪族、有力农民、郡司武装化，「兵之家」（つわもののいえ，武士的家系）形成武士团。
成立之后的武士团一方面警戒、保卫自家庄园或地方的治安与收成，一方面还需要抽调人手为庄园所有者权贵们看家护院、维持治安。
所以武士不是凭空出现的精神贵族，而是土地秩序和治安危机里的「武装经营者」。
而他们最初的身份，正是那个「侍」——他们大多不是独立的政治主体，而是贵族、院（上皇）、寺社等权门家政中的随从、警卫、武力执行者。贵族宅邸的警备、宫中的警卫、寺社的护卫、地方的追捕、海盗的讨伐、庄园的保护，都是他们的活计。
武士不是站在贵族世界的对面，而是从贵族王朝秩序的内部裂缝里长出来的。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后来的一切。
四、一个以「家」为单位的世界
武士团的组织，不是现代军队式的。
它以一族的子弟为家子（いえのこ），以配下的人为郎党（ろうとう），组成「兵之家」；再由武士的栋梁（とうりょう，首领）把这些兵之家，组织成更大的武士团。
这里的关键，是「家」这个字。
主从关系，常常通过拟制亲族、同族观念和家长式的权威表达出来。武士后来的道德强调「忠义」，但早期的忠诚，并不是对抽象国家的忠诚，而是对「家」、对「主」、对领地和保护关系的忠诚。
你给我土地、给我保护，我为你卖命——这是交易，也是伦理。武士道的「忠」，就是从这个「家」的土壤里，后来慢慢长出来的。
日语中有一个词：一生悬命（いっしょうけんめい），是非常努力的意思。这个词的词源，据说来自武士阶级为土地不惜拼上性命去打仗的这个词：一所悬命（いっしょけんめい）。也就是说，武士们冒死冲锋陷阵，背后的原动力实际就是想占有土地，保证一家人的生计。
五、从侍从到政治力量
这一批「侍」，不会永远只是看门的。
935 到 941 年的「承平·天庆之乱」——平将门之乱和藤原纯友之乱——动摇了朝廷，也说明地方武装已经具备反抗中央、挑战地方秩序的能力。而朝廷在镇压叛乱、维持地方秩序时，又不得不反过来利用其他武士。
于是武士有了双重身份：他既是地方不稳定的产物，又是中央政权维持统治的工具。这个双重性，后来不断重现——武士既是秩序的破坏者，也是秩序的建立者。
在武士集团逐步的兼并整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两大派系：源氏和平氏。他们是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武士栋梁，源氏逐步在关东地区成为首领，平氏则慢慢以关西地区为根据地。势力扩大之后，两家都标榜自己是天皇家的后裔，自称桓武平氏、清和源氏。
1028 到 1031 年的平忠常之乱中，源赖信奉命追讨，在房总半岛建立起与东国武士的主从关系。1051 到 1062 年的「前九年合战」、1083 到 1087 年的「后三年合战」中，源赖义、源义家父子接连获胜，进一步确立了源氏作为东国武士团栋梁的地位。到这一步，武士已经不只是贵族家里的侍从，而开始拥有区域性的主从网络和政治代表性。
真正把武士送上中央政治舞台的，是「院政」。
1086 年，白河天皇让位给堀河天皇，自己以「院」（上皇）的身份在院厅执政，院政由此开始。院厅、院司、院宣、「北面武士（ほくめんのぶし，在院御所北面担任警卫的武士）」和寄进庄园，共同构成院政的权力基础。北面武士承担院的警卫，说明武士已经被纳入最高政治权力的日常运转。
伊势平氏的崛起，最能说明「侍」向权力核心移动的过程。平正盛向白河上皇寄进庄园，成了北面武士；平忠盛作为鸟羽上皇的院司，讨伐比叡山的恶僧和濑户内海的海盗，又着手宋日贸易，积累起巨富。
到平清盛时，平氏已经不只是侍奉贵族的随从，而是能左右中央政争的军事政治集团。1156 年的保元之乱，天皇家和摄关家的内讧，把武士卷了进来，结果证明中央的政争，已经要由武士的力量来决定了。1159 年的平治之乱，平清盛击败并斩杀了源义朝，源氏一族衰落，平氏政权就此成立。
一直有传说，平清盛是白河法皇的私生子，交给平忠盛当做儿子抚养，因此长大继承平家之后，积极参与天皇家与贵族之间的权力争斗，并以武士身份获封成为贵族家系，成为一代枭雄。
六、双重性，一直没变
（历届大河剧中平清盛的扮相）
平氏政权身上，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双重性。
一方面，它仍带着浓厚的贵族性格：平清盛将平家女性嫁给天皇、公卿，通过外戚政策巩固平家地位。1167 年他当上太政大臣，平家的公卿、殿上人（三品以上）一大把。甚至平家人在酒后狂言，“当今之世，不是平家人，就不是人”。另一方面，它又带着武家性格：通过西国武士的家人化、知行国的控制和宋日贸易，积累起实际权力。
平氏掌握着全国相当部分的知行国和贸易利益，甚至幽闭了后白河法皇，完成了独裁。
可正因为平氏过度贵族化、过度专制化，它也激化了院、贵族、寺社和武士各方的普遍不满。这些不满积蓄到顶点，就是下一场大戏——源平争乱。
到那时，武士就要从「贵族的侍从」，变成自己当家做主的力量了。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个替人看门护院的「侍」字。
参考资料
202302 日本史讲义 孙攀河.pdf（第七章「庄园与武士」、第八章「院政与平氏的台头」）第三章 日本的武家文化.docx（第一节「武士的出现」）- 日本武家文化历史报告材料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