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系列文章说明
本系列《陕军的形成、演变及其近代革命作用》共 12 篇，此为第 4 篇。本篇是全文较长的一章，梳理陕西靖国军的形成、理念与实权、护法框架及其失败与余脉。
1917年孙中山在南国举起护法旗帜，陕西却有一支被称为“靖国军”的武装在北方孤军响应。它究竟是一场护法革命，还是又一轮地方势力的争夺？
三、陕西靖国军：护法运动与地方军事集团的成形
陕西靖国军是陕军史上最关键的一环，也是最难以单一名目框定的一段。1917年“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和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后，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陕西督军陈树藩依附北洋政府，与陕西革命党人矛盾尖锐。1917年12月，高峻在白水通电起义、倒陈檄文传檄渭河南北；同月，耿直在西安发难，与郭坚会师后竖起陕西靖国军旗帜；其后胡景翼部张义安营在三原起义，曹世英、樊钟秀、卢占魁、王钰等部相继加入。1918年，于右任、张钫回陕，靖国军形成较完整组织：于右任任总司令，张钫任副总司令，胡景翼任总指挥，统编为七路，总兵力约二万余人，盛时号称三万以上，控制渭北、西府和陕东部分地区。这一规模是陕西民党势力自辛亥革命以来的鼎盛时期。
然而，陕西靖国军从一开始就是一段复杂的、且带有明显争议的历史。对它的评价，历来看法悬殊：或沿革命史叙事，视其为响应孙中山护法、反抗北洋专制的地方革命武装，赋予其崇高的革命正当性；或从军阀政治视角，指其为辛亥革命后陕西军绅、军匪合流格局下的地方实力集团，与所反对的陈树藩并无原则区别。两种判断各有依据，却各执一端。事实上，靖国军的历史介乎二者之间，既不能简单归入“响应护法、建立共和”的革命序列，也不能仅仅看作陕西军绅、军匪政治的延续。要把握它，或许应当区分两个彼此纠缠、又不尽相同的层面：一是其旗帜与形象得以建立的理念层，一是其实际存在与运作的实权层。
就理念层而言，靖国军确实具有真实的护法革命性质，不应否定。陕西是北方唯一公开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并坚持到最后的军事组织。其护法旗帜并非无源之水，而是由孙中山亲授、经由革命党人于右任带到陕西的：于右任主动向孙中山请缨，拟从北方突破北洋势力核心、南北夹击，经孙中山赞许后受命回陕；又值各路民军内部争执、胡景翼与曹世英各以总司令自居、刘镇华率镇嵩军入陕而局势逆转之际，应邀回陕主持。他以同盟会元老、孙中山代表的身份就任总司令，其意义不在于他能统率这支军队，而在于他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与护法运动的革命正当性注入这支成分庞杂的地方武装之中，为陕西的斗争赋予超越地方利益的政治目标。正缘于此，靖国军虽以“靖国”为名，却始终以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北洋专制为旗帜，区别于一般逐地而争的地方民军。孙中山对靖国军期许甚殷，于右任亦屡次向孙中山求援，孙中山虽无多力相助，二者之间的革命纽带却未曾中断。于右任在艰苦支持之余，还撙节军费、兴办学校、兴修水利，善政为渭北民众所念。
就实权层而言，则必须承认，靖国军实际上是民初陕西特殊政治军事结构的产物，其内部运作、其与对手的关系，都难以用护法的政治原则来衡量。陕西辛亥革命后会党势力格外强劲，地方兵匪群起，士绅渐被边缘化，政权走向军事化，呈现出从旧式“军绅政权”向“军匪合流”嬗变的复杂格局。这与东南各省以士绅、新军、民党为主体的军绅政权模式不同：陕西是会党秘密结社、地方兵匪、直系皖系军阀与地方乡绅等多股力量相互交织的产物，靖国军正是这一格局的产物，而非对它的超越。它由民党、会党、地方武装、兵匪等多股势力拼合，各路司令各据地盘、各有兵源，号令难一。七路编制看似统一，实际各路往往各自为战：郭坚控制凤翔及西府，高峻起于白水、澄城一线，胡景翼影响三原、富平、耀县、蒲城，曹世英、樊钟秀等各有区域基础，且纪律、政治立场与个人野心问题突出。于右任虽以总司令之名回陕，实际却调不动各路，相当程度上并无实权；胡景翼被俘、井勿幕被刺，更削弱了靖国军本已脆弱的凝聚力。值得注意的是，杨虎城此时在靖国军中地位尚低，所部兵力亦少，在胡景翼等主导的靖国军主流里，是很势单力薄、影响力很小的一个人物，到中后期才渐次崛起。
尤为关键的是，靖国军与其所反对的陕西督军陈树藩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政治原则分歧。陈树藩早年亦为同盟会员、陕西辛亥起义与护国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其督陕与其说是皖系在陕的统治，毋宁说是民党集团裂变的结果。靖国军之讨陈，与其说出乎共和对专制的原则对立，不如说是陕西地方政治势力之间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事实上，陕西军政集团内部自“反袁逐陆”之后私见与猜忌迭生，靖国军与陈树藩两方在人事关系上间有重合，南北之间互有联系；护法在这层关系里，更多是借用的一面旗帜。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南北角色的游移：直皖战争后，靖国军倾向直系、接受改编；而败退陕南的陈树藩，反而依靠南方、自称护法军。在此局势下，靖国军与陈树藩的对抗，性质上更接近政治势力之争，而非政治原则之争——双方争夺的核心，都是陕西的控制权。
靖国军在护法时期所依托的，正是这种南北之间的复杂位置。1919年南北和议中，陕西停战与划界问题成为和谈陷入僵局的第一个焦点。北洋政府视靖国军为“匪”，不肯将其列入停战范围；南方则以“土匪系北方单独之主张”予以反驳（参张宝同《南北之间：靖国军与民初陕西政局研究（1917-1922）》）。陕西战事作为南北争端的缩影，双方互相诘责、缺乏妥协，最终和谈未及核心议题即告触礁。此一过程最典型地呈现了“南北之间”的纠缠：靖国军名义上为护法而战，却始终处于南北阵营的夹缝与游移之中，既非纯粹的南方革命军，亦非纯粹的北洋附庸。
那么如何判定其性质？关键在于抓住“理念”与“实权”两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尤其不能忽视后者对前者的反向塑造，也不能因前者而遮蔽后者的实态。靖国军名义上是护法之师，实际却是一个受制于军绅、军匪合流结构、以护法为旗帜的地方政治军事集团；护法是其合法性外衣，却不是它得以维系的内在逻辑。然而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正是杨虎城在靖国军主流——胡景翼、曹世英、岳维峻等——纷纷接受直系改编、取消靖国军旗号之时，坚持“保全革命人格”，拒绝吴佩孚、胡景翼的改编劝诱，执意续扛护法旗帜；此后又率靖国军余部以“陕军”之名重回陕西、最终主政陕西。若无杨虎城在最后时刻的坚持，靖国军的历史在今天看来就真只剩一场陕西地方势力的争夺；而正因为杨虎城把护法理想坚持到了最后，靖国军的革命性质才得以成立，具有了超越地方的意义。
靖国军的失败，大体有四点。第一，缺乏统一指挥和现代军制，各路武装名义上听命总司令，实际仍保留较强的私人部曲性质。第二，财政贫弱，地盘分散，难以支撑长期战争，军械弹药与粮饷常年匮乏。第三，外部敌人强大，陈树藩、镇嵩军和北洋各派虽彼此矛盾，但在压制陕西护法武装上能形成临时合力。第四，政治路线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过大，一些将领愿以护法名义扩大势力，却未必愿为护法承担长期牺牲。
1921年前后，直系势力入陕，阎相文、冯玉祥等参与陕西政局重组。胡景翼主导接受直军改编，靖国军名义被取消；于右任坚持靖国旗帜但被迫离陕；杨虎城支持于右任，在武功重建靖国军司令部，后因力量悬殊转移陕北，接受井岳秀庇护。这一过程说明，陕西靖国军作为统一军事组织失败了，但作为政治记忆和组织传统并未消失。靖国军失败后出现三种去向：第一种是接受改编，进入直系或国民军系统，胡景翼、邓宝珊等属于这一线索；第二种是坚持旧旗号或保存余部，杨虎城最具代表性；第三种是地方化、土著化，一些武装回到地方，成为后来的民团、保安队或地方实力派资源。这三种去向后来分别演化为国民军陕西系统、杨虎城十七路军系统和陕西地方武装系统。杨虎城后来的十七路军，正是在保存靖国军余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此，对陕西靖国军，应作多层面的历史评价：它既非纯粹的响应孙中山护法、建立新共和的革命组织，也绝非仅是一个军绅、军匪合流的陕西地方军事集团，而是一段在军绅军匪的实权结构之中、始终高扬护法理想、并由杨虎城坚守到底的更为复杂的历史。
小结
本篇从“理念层”与“实权层”两个层面切入：靖国军确实以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北洋专制为旗帜，具有真实的护法性质；但它又是民初陕西军绅、军匪合流格局的产物，各路司令各据地盘、号令难一，与所反对的陈树藩并无根本原则分歧。杨虎城在胡景翼等主力接受直系改编后坚持“保全革命人格”、续扛护法旗帜，使靖国军的革命性质得以成立。其失败源于缺乏统一指挥与军制、财政贫弱、强敌环伺与政治路线—地方利益张力四点；失败后出现接受改编、坚持旧旗号与地方化三种去向，分别走向国民军陕西系统、杨虎城十七路军系统和陕西地方武装系统。
系列目录
- 01 陕军是谁：一个总览
- 02 什么是“陕军”：一个被混称的历史概念
- 03 秦陇复汉军：辛亥陕军的起点
- 04 陕西靖国军：护法运动与地方军事集团的成形（本篇）
- 05 胡景翼系统与国民军：陕军走向全国政治军事舞台
- 06 陕军与冯玉祥西北军：为什么不能混同
- 07 杨虎城十七路军：从地方实力派到西安事变的核心力量（上）
- 08 杨虎城旧部与抗战中的三十八军：从出陕抗战到起义改编（下）
- 09 陕西地方武装系统：保境、割据、转型与分化
- 10 陕西红军系统：谢子长、刘志丹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 11 陕军的贡献、缺陷与历史位置（结论）
- 12 附录：主要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