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系列文章说明
本文是「近现代日本服饰变迁史」大正篇第 4 篇，也是全系列第 10 篇。大正篇共 4 篇，讨论图像、消费、身体与都市文化如何使时尚进入新的阶段。
（高畠华宵《移りゆく姿》部分）
阅读导语
摩登女孩、摩登男孩与アッパッパ为何重要，而女性洋服率仅为 1% 又说明了什么？
六、摩登女孩、摩登男孩与アッパッパ：大正浪漫的两种面孔
（大正摩登女孩）
（大正摩登女孩）
（大正摩登女孩）
（大正摩登女孩）
大正末年（约 1922-1926），银座街头出现了一群让人无法移开目光的年轻人。
她们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摩登女孩”（モダンガール，简称”モガ”）。她们的特征是短发——在当时，女性剪短发仍然被认为是反传统的。她们涂口红，画眉毛，穿洋装——不一定是全套巴黎时装，但上衣和裙子一定是西式剪裁的。她们手里拿着小包，脚上穿着高跟鞋，走在银座的铺装路面上，步伐比穿和服的女性快得多。她们去咖啡馆、去电影院、去歌舞厅，和男性朋友一起出现在公共空间里，笑、抽烟、跳舞——这些行为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与摩登女孩同时出现在街头的，还有”摩登男孩”（モダンボーイ，简称”モボ”）。摩登男孩通常穿着较宽松的西式上衣、打领带或敞开领口、裤管偏宽的西裤、配上毡帽或鸭舌帽。他们的穿搭不像明治时期的”绅士”那样刻板——绅士强调体面和礼仪，摩登男孩更强调个性和洒脱。他们出入银座的咖啡馆和酒吧，听爵士乐，谈论最新的外国电影。摩登男孩的服装中，已经开始出现后来昭和时期”不良少年”风格的影子——松垮的剪裁、慵懒的姿态、对正式规则的刻意偏离。
但摩登女孩和摩登男孩的人数其实很少。他们主要聚集在银座、浅草、新宿等极少数都市消费核心区，在全国女性中所占比例之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正是 1925 年银座大街女性洋服率 1% 的统计学背景。这 1% 包括了摩登女孩，也包括了少数上流社会的洋装妇女和与外国人交往的女性。真正的摩登女孩可能是其中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
然而，她们引发的社会关注和争议远远超出了她们的人数。报纸和杂志几乎每天都在讨论摩登女孩——她是进步还是堕落？是女性解放还是道德沦丧？她的短发是”现代剪影”还是”伤风败俗”？她涂口红是”自我表达”还是”不良诱惑”？这种关注度的高度不均衡——不到 1% 的人创造了 90% 的服装话题——本身就是时尚运作的核心机制。时尚永远不需要所有人都参与，它只需要一小部分人做了一件让大多数人觉得新鲜、不安、向往或不齿的事。
与摩登女孩形成对比的，是大阪中年主妇中流行的“アッパッパ”。
“アッパッパ”是一种极其简单的洋式连衣裙：通常是圆领或 V 领，宽松直筒剪裁，长度在膝下到小腿之间，面料以棉布为主，颜色鲜艳——大红、亮蓝、翠绿、橙黄——图案大胆。穿アッパッパ的女性，脚上可能是皮鞋，也可能是日式木屐。和服的繁琐穿法——襦袢（内衣）、带枕、带締め（腰带固定绳）、多层面料——在アッパッパ身上全部消失了。它就是一条裙子，套上去就行。
アッパッパ在当时被看作一种”主妇的洋服”，与摩登女孩的”前卫洋装”形成了阶级和年龄上的鲜明分野。摩登女孩是年轻的、东京的、银座的、被观看的、被争议的——她是大正浪漫的”面孔”。アッパッパ是成熟的、大阪的、日常的、被忽略的、无人争议的——她是大正浪漫的”土壤”。但没有土壤，面孔就无法持久。アッパッパ的最大贡献，是它让洋服从”特殊场合的装扮”变成了”日常家务也能穿的衣服”。一个穿着アッパッパ的中年主妇，可以洗衣服、买菜、带孩子、和邻居闲聊——洋服进入了日本女性的日常生活，而不再是只有去银座才穿的”出门服”。
摩登女孩和アッパッパ合在一起，讲的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日本女性开始穿洋服了。摩登女孩的版本是关于”自我表达”的——她穿洋服是为了被看见，为了宣称自己与现代都市生活属于同一个画面。アッパッパ的版本是关于”便利”的——她穿洋服是因为它比和服方便、便宜、好洗、容易穿脱。前者是时尚的”前沿”功能——制造新奇和争议。后者是时尚的”普及”功能——让新事物变成旧习惯。任何一场时尚革命，都需要两种功能同时运行。少数人冲在前面，大多数人慢慢跟上。等到大多数人跟上以后，少数人又开始冲更前面。这个永不停歇的追赶游戏，就是时尚最根本的节奏。
大正末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男性服装中出现了明确的休闲化。一战景气中普及的”绅士风格”——三件套西装、山高帽、怀表链表——到了大正后期，开始变得不那么拘谨。年轻男性在日常外出中可能只穿上衣和长裤，不系领带，不穿马甲，配一顶船夫帽或鸭舌帽。在夏季，甚至出现了短袖衬衫和白色长裤的休闲穿搭。摩登男孩是这种休闲化的旗手，但趋势扩及更广的都市男性群体。这种休闲化说明：洋服在日本男性身上，已经从”制度工具”（明治的军服和官服）经历了”身份标志”（大正前期的绅士风格），进入了”个人选择”的阶段（大正后期的休闲混搭）。当穿什么不再主要由职业和地位决定，而越来越多地由个人喜好、天气和心情决定时，时尚就算真正到了。
摩登女孩的文化影响，在大正末年远未结束。进入昭和前期（1926 年以后），摩登女孩的形象继续被电影、杂志和广告放大，成为日本都市文化中一个持久的符号。她与咖啡馆、爵士乐、好莱坞电影、香烟、鸡尾酒一起，构成的”昭和摩登”的文化景观。但这条路没有走太长。1930 年代军国主义的兴起和战时体制的确立，使摩登女孩从”时尚先锋”变成了”奢侈是敌人”口号下的否定对象。她的短发、口红和洋装，从”现代”的标志变成了”不爱国”的证据。这个故事——时尚如何在战争面前被压抑——是下一篇的内容。
结论：1% 的时尚——为什么那么少的洋服率已经意味着那么多
回到开头那组数字：1925 年，银座大街上男性洋服率 67%，女性洋服率 1%。
这两组数字之间的差距，常常被用来证明大正女性”落后”——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银座大街上的女性居然 99% 还穿着和服，这难道不是近代化失败吗？
本文的整个叙述都在反驳这种解读。大正女性穿和服，不是因为她们”落后”，而是因为她们在和服体系内部完成的现代化——”不完全换装中的现代性”——被低估了。铭仙的和服在审美上是不逊于巴黎时装的现代纺织品；竹久梦二和高畠华宵的插画已经成为”现代女性”的审美参照；女学生袴和职业制服让女性的身体在公共空间中自由移动；运动服把功能性嵌入了服装评价体系；アッパッパ让洋装进入了家务劳动的日常。所有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洋服率只有 1% 的背景下。它们说明的不是”失败了”，而是”时间还没到”。
但更重要的是，1% 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数据。它说明：时尚不需要 100% 才能存在。只需要 1%。
只要银座街头有一个短发、口红、洋装、高跟鞋的女性，报纸就可以拍她的照片。只要报纸拍了她，全国的女性就可以讨论她。只要她们讨论她——无论说她是”现代先锋”还是”伤风败俗”——”穿洋服的女性”就已经不再是一件无人知晓的事，而是一个公共话题。这个话题一旦被打开，就不会再关上。今天只有 1%，明天可能 2%，后天可能 10%——但更大的数字不是关键。关键是”穿洋装”已经进入了可讨论、可想象、可选择的范畴。时尚的本质不是扩散速度，而是扩散的前提条件——”有人在做一件别人还没有做的事，而且这件事被看到了。”
大正时代最根本的成就，就是创造了这个”被看到”的条件。它把明治时代铺设的基础设施——产业链、制度网络、消费空间——全部激活，让它们进入运转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景气提供了经济燃料；铭仙证明了和服可以成为时尚；竹久梦二和高畠华宵搭建了图像传播的回路；职业场所和运动场扩大了身体的活动半径；关东大地震用一场灾难推动了功能主义；摩登女孩和アッパッパ分别代表了时尚的最前沿和最大众——前者制造话题，后者消化变革。
大正时代的结论因此是清晰的：时尚在日本诞生了。不是在所有人的衣柜里——还有 99% 的女性穿着和服。但在那 1% 的可见性中，在杂志的图像中，在百货店的橱窗中，在咖啡馆的交谈中，在女学生选择铭仙花色的手指尖上——时尚以一种”不完全”但”不可逆”的方式启动了。
这篇大正时代的文章到这里就写完了。下一篇，我们将进入昭和前期（1926-1945）。那是一个矛盾更加尖锐的时代：摩登女孩的街头时尚仍在蔓延，咖啡馆和电影院里还在放映最新的好莱坞电影，国际设计潮流——香奈儿、夏帕瑞丽——通过杂志持续流入日本。但与此同时，军国主义的阴影正在扩大，”奢侈是敌人”的口号开始出现，女性的身体逐渐被战争国家征用。时尚刚刚诞生，就被迫面临一个问题：在自由本身被压缩的时代，时尚还能不能存在？
答案是能——但它将以另一种形式存在。那是下一篇要讲的故事。
大正篇目录
- 07｜大正篇 1：图像如何跑在衣服前面
- 08｜大正篇 2：铭仙与大正浪漫，谁在定义现代女性
- 09｜大正篇 3：身体出走与震后日常
- 10｜大正篇 4：摩登女孩与 1% 的时尚（本篇）
上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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