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攀河
本文是系列文章中的第六篇，主要讨论战后日本学界的再解释、中国与韩国的历史警惕，并总结亚洲主义从王道理想到霸道现实的思想变形。
第十章 战后日本学界的亚洲主义再解释
1945 年日本战败后，战前亚洲主义尤其是大东亚共荣圈话语失去作为国家正当化口号的合法性。亚洲主义不再能直接作为“解放亚洲”“共存共荣”的政治宣传出现，而进入战争责任、超国家主义、天皇制批判、战后民主主义、福泽论争、殖民责任和近代化反省的语境。战后日本学界对亚洲主义的再解释，正是在这种破产之后展开的。
一、丸山真男：战后民主主义、福泽论与亚洲视角的限度
丸山真男是战后日本思想史重建的核心人物。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对超国家主义、无责任体系、战争责任和主体性的分析。丸山关注的不是单个军政人物的道德罪责，而是日本政治文化和天皇制国家结构如何使责任不断上移、分散和消失。战后民主主义在丸山那里，不只是制度民主，而是日本社会能否形成承担公共责任的主体。
丸山的福泽谕吉论，是其战后民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福泽视为日本近代主体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强调个人独立、国民独立和国家独立之间的关系。对丸山而言，福泽的“独立自尊”和文明论可以被解释为日本内部曾经出现过的近代精神可能性。这种解释有助于战后日本从自身历史中寻找民主主义资源，而不是把民主完全看成外部输入。
但丸山福泽论也成为后来批判的对象。子安宣邦、安川寿之辅、韩东育等研究者指出，丸山过于强调福泽的启蒙和主体性意义，未充分处理福泽文明论、脱亚论、朝鲜政略、中国观和日本侵略亚洲之间的结构关联。换言之，丸山的福泽像有助于日本战后民主主义，却容易把亚洲经验放在背景位置。
丸山的问题不是简单“没有看到亚洲”，而是战后日本自由主义解释的结构限度。战后日本知识界迫切需要从日本内部寻找民主传统，于是更容易强调福泽的现代主体意义，而对中国、朝鲜等被侵略者经验纳入不足。丸山对战争责任的批判是深刻的，但他的批判主要围绕日本国内国家结构和政治主体展开，对亚洲受害者视角的吸收有限。
因此，丸山在本文中具有双重位置。他既是战后日本思想史重建的关键人物，也是后来亚洲主义研究批判战后自由主义限度的重要对象。研究丸山，不是为了简单否定他，而是为了说明：战后日本即使在反省军国主义时，也可能首先从日本主体出发，而未能充分面对亚洲他者。
二、竹内好：亚洲作为方法与连带/侵略的两面性
竹内好是战后重新讨论亚洲主义绕不开的人物。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鲁迅研究者和思想评论家，他既面对日本战败后的精神危机，也面对日本近代如何理解中国、亚洲和西方的问题。竹内的贡献，是把亚洲主义从战前国家口号重新转化为批判日本近代的方法。
竹内好不把亚洲主义看成固定理论，而将其视为一种倾向性思想。他指出亚洲主义中的连带与侵略是纸一重的关系，两者紧密交织，不能简单分开。若只强调侵略，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宫崎滔天、孙中山、李大钊、吉野作造等人会曾经同亚洲主义发生关系；若只强调连带，又会掩盖它如何被日本帝国主义吸收，最终服务大东亚共荣圈。
竹内所谓“亚洲作为方法”，尤其值得重视。这里的亚洲不是地理实体，也不是本质化文化共同体，而是一种反省西洋化日本、批判脱亚入欧近代路径的外部视角。通过鲁迅、中国革命和亚洲抵抗经验，竹内试图发现一种能够相对化日本近代的思想位置。他不满足于战后日本只以美国民主主义或欧洲现代性为参照，而希望以亚洲被压迫和抵抗的经验重新审视日本。
但竹内也面临争议。亚洲作为方法，容易再次落入“由日本言说亚洲”的问题。日本知识人借亚洲反省日本，是否真正听见中国、韩国和亚洲其他主体？“亚洲”是否又一次成为日本思想自我更新的资源，而不是平等对话对象？孙歌等研究者正是在继承竹内问题意识的同时，强调言说亚洲本身的困境。竹内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最终答案，而在于把这个困境变成无法回避的思想问题。
竹内关于“大东亚共荣圈没有思想性”的判断，也应放在这里理解。他不是说战前日本没有思想资源，而是说这些资源最终被侵略实践掏空，无法构成真正亚洲解放思想。大东亚共荣圈动员了亚洲主义、东洋学、近代超克和国体论，却不能面对日本压迫亚洲的事实，因此失去思想性。
三、安川寿之辅与批判性福泽研究
安川寿之辅代表战后福泽研究中更明确的侵略责任批判路径。他反对将福泽塑造成单纯启蒙思想家或民主主义先驱，强调福泽思想中的亚洲蔑视、国权主义和侵略性。安川认为，福泽的亚洲观具有连续性，不能把《脱亚论》看作偶然时评，也不能在福泽思想中只选取个人独立、学问、文明开化等积极面。
安川研究的重要之处，在于他把福泽从战后自由主义的“古典”位置中拉回东亚历史现场。福泽的文明论不仅影响日本国内近代化，也参与日本对中国、朝鲜的等级化想象。若只看到福泽作为启蒙者的一面，就会忽略其思想如何为日本侵略亚洲提供语言。
安川的批判使福泽论争具有战争责任意义。评价福泽不只是评价一个明治思想家，而是在追问日本近代启蒙是否与帝国主义共生。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如果日本启蒙本身包含对亚洲他者的贬低，那么战后日本如何继承启蒙资源？继承时如何同时承担帝国负债？
四、子安宣邦：知识考古学与亚洲视角
子安宣邦的贡献偏方法论。他以知识考古学、重叠阅读和“作为事件”的思想史重新阅读福泽、江户思想、京都学派、近代日本知识和亚洲观。子安批判丸山的福泽论缺少亚洲视角，认为不能只把《文明论概略》读成日本近代启蒙古典，而应看到它如何生产“野蛮亚洲”这一对立面。
在子安看来，《文明论概略》与《脱亚论》之间不是断裂关系，后者是前者文明化设计在国际政治中的展开。福泽的问题不只是后来“变质”，而是文明/野蛮二元论本身具有压迫性后果。日本把文明设为目标，就需要一个作为野蛮、停滞、不开化的亚洲他者；中国和朝鲜因此被写入日本文明化叙事的负面位置。
子安更大的意义，是把战后日本思想史从人物评价推进到知识结构批判。问题不只是福泽好坏、丸山对错，而是日本近代知识如何制造亚洲对象，如何把中国、朝鲜、东洋、满蒙、国民、文明、近代等概念纳入日本国家叙事。这样，亚洲主义研究从思想史变成知识生产史。
子安晚年还面对历史修正主义、靖国问题、明治维新纪念和日本自我中心主义的现实语境。他反思“作为方法的江户”和“作为方法的亚洲”是否仍有外部性，提示研究者不能把亚洲再次变成日本思想自我更新的工具。这个提醒对本文尤其重要：战后日本学界反复解释亚洲主义，本身也可能重新占有亚洲。
五、山室信一与亚洲主义专题研究的展开
1980 年代以后，日本学界对亚洲主义的研究逐渐超出丸山、竹内和福泽论争，形成更广泛的专题研究。山室信一、松本三之介、鹿野政直、桥川文三、姜尚中、小熊英二、酒井直树、米谷匡史、驹込武等人的研究，把亚洲主义放入明治思想、国权论、右翼精神史、帝国秩序、后殖民批判、国民身份、翻译、殖民地教育和知识生产机制中。
山室信一对亚洲主义的再评价比较重要。他试图把亚洲主义理解为一种对西方普遍主义的异议申立和“投企”，并追问其中是否存在开放地域主义的可能。这种立场不同于简单否定亚洲主义，也不同于复活旧亚洲主义，而是试图在承认历史失败后，思考是否还能从中提取非排他的区域主义资源。
桥川文三对日本浪漫派、右翼思想和战时精神史的研究，使亚洲主义同情感、牺牲、浪漫化暴力和精神动员之间的关系更清楚。亚洲主义不仅是政策理性，也有精神结构。姜尚中、小熊英二、酒井直树等人的研究，则把东方主义、国民国家、翻译、身份政治和后殖民批判纳入日本亚洲观研究，使亚洲主义不再只是少数思想家的文本问题。
这些研究共同说明，战后日本学界之所以反复回到亚洲主义，是因为亚洲主义浓缩了日本近代的核心矛盾：学习西方又反西方，脱离亚洲又代表亚洲，批判帝国主义又实行帝国主义，追求近代主体又压迫亚洲他者。亚洲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日本思想史不断重写自身近代经验的方式。
六、近年研究的新方向：从日本内部解释史到跨国亚洲主义研究
近五至十年的相关研究，使亚洲主义研究进一步脱离日本内部思想史框架，转向跨国网络、帝国教育、区域知识生产和亚洲内部竞争。这个变化很重要。过去讨论日本亚洲主义，常以福泽谕吉、竹内好、丸山真男、子安宣邦等日本思想史人物为中心；近年研究则越来越强调，亚洲主义不是日本单方面制造、解释和继承的思想，而是在中国、印度、朝鲜、东南亚、满洲、伊斯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反殖民网络之间不断被争夺和重写的语言。
Torsten Weber 的《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1912-1933》提供了一个有用方向。该书把“亚洲”视为中日之间争夺霸权和解释权的话语，而不是日本单方面输出的观念。1912 至 1933 年这一时段尤其关键：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开始重建自身国家主体；日本则在甲午、日俄和一战之后不断扩大对华影响。两国都可能谈“亚洲”，但日本的亚洲常常服务于自身区域领导权，中国的亚洲则更多处在救亡、革命、民族独立和反帝语境中。这样，亚洲主义研究就从“日本如何想象亚洲”转向“中日如何竞争性地拥抱亚洲”。这一路径同本文的王道/霸道主线可以衔接：日本说亚洲，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接受日本的亚洲定义。
Yuka Hiruma-Kishida 关于满洲国建国大学与泛亚洲主义教育的研究，则把问题推进到帝国教育制度层面。建国大学并不是单纯学校，而是满洲国这个日本傀儡政权中培养“亚洲新秩序”精英的制度实验。它以民族协和、王道乐土、五族协和、亚洲新秩序等语言包装自身，招收日本、中国、朝鲜、蒙古、台湾等背景学生，试图通过共同住宿、教育和训练制造跨民族帝国精英。这个案例说明，亚洲主义不只是报刊文章和哲学论述，也可以成为课程、宿舍、奖学金、军事训练和精英培养制度。它把“亚洲共同体”落实为帝国学校制度，却仍建立在日本控制满洲国这一殖民事实之上。正因如此，建国大学非常适合用来说明大东亚共荣圈式亚洲主义的矛盾：它确实制造了跨区域经验和复杂人际关系，但其制度基础是占领和傀儡国家。
Tim Harper 的《Underground Asia》则从另一方向重写亚洲反殖民网络。该书关注 20 世纪早期亚洲地下革命者、反殖民行动者、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流亡网络，展示亚洲反帝运动并不只是日本亚洲主义的衍生物。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马来世界、苏联、欧洲和日本之间存在复杂流动。许多反殖民者会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包括泛伊斯兰主义、共产国际、民族主义甚至日本的反西方姿态。这个研究提醒我们：日本亚洲主义之所以能吸引某些亚洲革命者，并不总是因为其思想正当，而是因为殖民压迫下的革命者常常在多重帝国夹缝中寻找资源。也就是说，亚洲地下网络的存在，不能反过来证明日本亚洲主义具有解放本质；它只能说明被压迫者在现实困境中会策略性使用不同力量。
Tansen Sen、Brian Tsui 等人编辑的《Beyond Pan-Asianism: Connecting China and India, 1840s-1960s》，以及相关 2023 年书评讨论，也提醒研究者不要把“泛亚洲主义”窄化为日本-中国关系。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佛教、文学、反殖民、民族主义、泛亚洲会议和冷战初期互动，提供了另一种亚洲连接史。这类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把亚洲主义从日本中心框架中抽离出来，转向“亚洲内部多条连接”的历史。若从这个角度回看日本亚洲主义，就会发现日本所谓亚洲代表权并不是自然存在的：亚洲内部从来有多种连接方式，日本只是其中一种，而且是高度帝国化的一种。
2021 年 Talbot Imlay 关于 1953 年亚洲社会主义会议和“亚洲社会主义”的研究，则把战后亚洲主义研究延伸到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冷战语境。战后亚洲不只是被日本重新解释的对象，也不是单纯民族国家集合，而存在社会主义、反殖民、不结盟、亚非会议等多种政治语言。日本战后亚洲主义研究若只围绕竹内好、丸山真男和福泽论争展开，就容易忽视亚洲其他地区在战后创造的政治想象。亚洲社会主义、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亚非团结等，都说明战后亚洲共同体想象并不需要日本作为中心。
这些近年研究共同推动亚洲主义研究发生方法转向。第一，从人物思想史转向制度和网络史，不只研究福泽、竹内、北一辉，还研究学校、调查机构、流亡网络、殖民地行政和跨国会议。第二，从日本中心转向多中心亚洲史，承认中国、印度、朝鲜、东南亚和伊斯兰世界都有自己的亚洲想象。第三，从“亚洲主义是否有积极资源”转向“谁在何种权力关系中说亚洲”。第四，从战前思想谱系扩展到战后冷战和后殖民语境，观察亚洲主义如何被社会主义、民族解放、区域合作和历史记忆政治重新改写。
对本文而言，近年研究最重要的启发是：日本亚洲主义必须被去中心化。它曾试图把日本放在亚洲中心，但研究史不能再重复这种中心化。战后日本学界可以反复解释亚洲主义，但中国、韩国、印度、东南亚和其他亚洲社会的经验必须进入研究框架。只有这样，亚洲主义研究才不会再次变成日本思想史的自我修复工程。
本章相关资料
- 库内资料：丸山真男思想研究文献综述；丸山真男专题文献综述02-超国家主义与战争责任；丸山真男专题文献综述04-福泽谕吉解释；丸山真男专题文献综述06-亚洲认识与中国观；竹内好；竹内好的回心；子安宣邦思想史研究文献综述；安川寿之辅；山室信一；战后七十年日本历史认识问题解析_韩东育
- 联网补充资料：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Yuka Hiruma-Kishida, Kenkoku University and the Experience of Pan-Asianism；Tim Harper, Underground Asia；Tansen Sen and Brian Tsui eds., Beyond Pan-Asianism；Talbot Imlay, “Defining Asian Socialism”。
第十一章 中国、韩国的冷淡反应与历史警惕
战后日本学界反复解释亚洲主义，但中国、韩国学界和思想界对此始终保持冷淡与警惕。这个格局并非因为中韩不了解亚洲主义，也不是因为中韩缺乏区域合作想象，而是因为历史经验不同。对日本而言，亚洲主义可以被处理为思想遗产、近代反省、战后民主主义、福泽论争和亚洲作为方法；对中国和韩国而言，亚洲主义首先关联殖民、侵略、主权侵害、思想殖民和历史创伤。
中国经验尤其清楚。日本亚洲主义曾以支援革命、联亚、兴亚、王道、共荣等语言出现，但现实中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攫取台湾，干涉朝鲜，提出二十一条，经营满蒙，制造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发动全面侵华，最终以大东亚共荣圈名义进行战争动员。中国当然可以承认宫崎滔天等少数日本友人的真诚，也可以研究吉野作造、竹内好等人的思想复杂性，但这不能改变总体历史经验：日本亚洲主义更多时候是压迫中国的语言。
韩国经验则更难与日本积极亚洲主义叙事调和。朝鲜从开化、保护国化到被日本吞并，经历殖民统治、同化政策、语言文化压制和殖民现代性困境。对韩国学界而言，日本亚洲主义同“文明开化”“指导朝鲜”“东洋和平”“内鲜一体”等话语密切相关。日本若以亚洲主义重新讲区域共同体，却不能充分承认殖民统治和历史责任，韩国自然难以接受。
孙中山的王道/霸道区分可以解释这种冷淡。亚洲联合只有在反压迫、平等互助和尊重主体的意义上才可能成立；若日本以亚洲名义压迫亚洲，它就是霸道。中国和韩国的警惕，不是拒绝亚洲合作，而是拒绝一种不承认霸道历史的亚洲主义再解释。换言之，日本若不反思霸道，亚洲就不会相信其王道。
葛兆光关于日本亚洲主义的批判性观点，可为这一章提供重要参照。他质疑“亚洲”作为一个具有文化、历史和政治认同共同体的真实性，揭示日本亚洲主义背后的民族主义与扩张主义本质。葛兆光提醒我们，不能把日本制造的“亚洲”概念当成自然共同体，也不能让日本以“亚洲”之名替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社会解释自身。中国有自身文明连续性、历史经验和现代主体性，不需要通过日本亚洲主义确认自己。
葛兆光的意义不在于否认东亚交流和亚洲合作，而在于警惕以“亚洲”之名重新遮蔽历史差异。中国、韩国、日本虽然同处东亚，但三者近代经验并不相同。日本是曾经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和韩国则有被侵略和被殖民经验。若不承认这种不对称，就谈不上真正平等的亚洲论述。
近年跨国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判断。Torsten Weber 关于中日亚洲主义话语竞争的研究说明，“亚洲”不是日本单独提出、中国被动接受的概念，而是中日之间争夺解释权的场域。中国革命者、知识人和政治家可以使用亚洲语言，但其目标往往是救亡、反帝、民族独立和国家重建；日本亚洲主义则不断把亚洲变成日本领导权和区域霸权的空间。这样，中国的冷淡不是对亚洲概念本身冷淡，而是对日本中心的亚洲叙事保持警惕。
《Beyond Pan-Asianism》相关研究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不经过日本中心的亚洲连接。佛教、文学、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冷战初期亚非会议，提供了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亚洲想象。若把亚洲主义只写成日本思想史问题，就会遮蔽这些非日本中心的连接。中国、印度、东南亚之间的互动说明，亚洲并不天然需要日本代表；日本亚洲主义的“代表亚洲”主张，本身就应被视为一种权力要求，而非亚洲共同体的自然表达。
韩国的警惕则更直接来自殖民经验。日本的文明论、开化论、东洋和平和共荣论，在朝鲜半岛落实为保护国化、吞并、殖民教育、同化政策和资源动员。战后日本学界若重新解释亚洲主义，却不把朝鲜被殖民经验放在中心位置，韩国学界自然难以接受。韩国的福泽研究和殖民现代性研究，往往强调日本如何以文明、开化、独立指导等语言剥夺朝鲜主体性。这一点同中国经验相通：亚洲主义最需要回答的不是“日本是否也反西方”，而是“日本是否承认自己曾经压迫亚洲”。
战后亚洲社会主义和亚非团结相关研究，也说明日本亚洲主义并不是战后亚洲共同体想象的唯一来源。1953 年亚洲社会主义会议、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亚非团结等，都在日本帝国战败之后重新组织亚洲政治语言。它们强调反殖民、民族独立、发展、和平共处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合作，虽然内部也有分歧，但其共同点是并不以日本为中心。战后日本若想重新谈亚洲，就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亚洲已经在没有日本领导的情况下生成了新的政治主体性。
因此，战后研究史的结论不能停在“日本学界如何重新解释亚洲主义”，还必须追问：这些解释能否被亚洲他者接受？中国和韩国的冷淡本身就是研究史的一部分。它提醒日本学界：亚洲主义不是日本内部思想史的私产，而是必须接受被侵略者审问的历史问题。更进一步说，亚洲也不是日本思想自我更新的资源库。中国、韩国、印度、东南亚和其他亚洲社会都有自己的历史连续性、政治经验和文明主体，日本只有放弃代表亚洲的姿态，才可能重新进入平等的亚洲对话。
本章相关资料
- 库内资料：日本亚洲主义的局限；王道文化；霸道文化；战后七十年日本历史认识问题解析_韩东育；韩国的福泽研究；最近三十年国内学界有关朝鲜半岛近现代史研究综述；葛兆光；research-葛兆光-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2026-06-16-032058；宅兹中国
- 联网补充资料：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Tansen Sen and Brian Tsui eds., Beyond Pan-Asianism；Talbot Imlay, “Defining Asian Socialism”；Tim Harper, Underground Asia。
结论：从王道理想到霸道现实，再到亚洲孤立
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历史，是一部从世界观冲击到国家扩张、从理念资源到战争动员、从王道理想到霸道现实的思想变形史。它产生于西方文明等级论和东方主义叙事对日本世界观的冲击。日本既要避免被西方压迫，又要摆脱“落后东方”位置。为此，日本接受西方文明论，建设近代国家，重组天皇制、教育、军队和媒体，并逐渐把自己塑造成亚洲内部的文明先行者。
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和媒体人士制造理念资源。福泽谕吉等人把西方文明论转化为日本评判中国、朝鲜的尺度；吉野作造、浮田和民等人以民主、国际主义或地域主义语言讨论亚洲，但仍常保留日本中心位置；中江兆民、植木枝盛、冈仓天心、宫崎滔天则保存了民权、平等、文化亚洲和革命互助的资源；内藤湖南、东洋学派和近代的超克相关学者，则通过学术和哲学为日本解释亚洲、支配亚洲提供知识结构。
政治活动家把这些理念转化为组织和行动。玄洋社、黑龙会、东亚同文会、犹存社、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处于学者媒体人与政府军政人物之间。他们通过组织、渗透、教育、调查、情报和鼓动，将亚洲主义推向现实场域，常常先于政府行动制造既成事实。
政府系与军政人物则把亚洲主义制度化为国家战略、殖民政策和军事扩张。从西乡隆盛征韩论到山县有朋利益线，从伊藤博文的制度化操作到近卫文麿的东亚新秩序，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的满洲事变到东条英机的总体战国家，亚洲主义逐步失去平等联亚可能，成为日本帝国扩张的正当化语言。
这种发展并非一开始注定，但历史结果非常明确：日本亚洲主义最终滑向近代的超克、大东亚共荣圈和日本的亚洲孤立。它以反西方为名，却复制西方帝国主义；以亚洲解放为名，却压迫亚洲；以王道为名，却实行霸道。竹内好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没有思想性”，正可以理解为这种历史失败的总结：日本动用了大量思想资源，却因无法面对自身侵略亚洲的事实，最终使思想沦为空洞口号。
战后日本学界对亚洲主义的再解释，当然具有价值。丸山真男、竹内好、安川寿之辅、子安宣邦、山室信一等人，从不同方向推动日本思想史反省。但这种再解释必须面对中国和韩国的冷淡与警惕。亚洲主义不是日本可以独自解释的遗产，而是东亚共同受伤的历史问题。只有承认霸道、反思侵略、尊重中国和韩国等亚洲主体，日本关于亚洲的言说才可能摆脱旧阴影。
本章相关资料
- 库内资料：日本亚洲主义的局限；竹内好的回心；大东亚共荣圈；王道文化；霸道文化；research-葛兆光-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2026-06-16-032058
主要资料来源
库内核心报告与矩阵
- 近代日本亚洲主义思想谱系与战后研究史材料矩阵
- 孙中山wiki/raw/sources/近现代日本亚洲主义思想谱系及其战后研究史
- 从文明等级论到新文明中心：近代中日对东方主义的接受、改写与竞争
- 从文明等级论到新文明中心：近代中日对东方主义的接受、改写与竞争材料矩阵
- 吉野作造的中国经验、对华认识转变与民主亚洲主义
- 丸山真男思想研究文献综述
- 子安宣邦思想史研究文献综述
- 福泽谕吉思想研究文献综述
- 福泽谕吉思想研究与评价的学术谱系历史报告
库内人物、组织与概念条目
- 福泽谕吉；吉野作造；浮田和民；小寺谦吉；德富苏峰
- 中江兆民；植木枝盛；冈仓天心；宫崎滔天
- 内藤湖南；京都学派-东洋学；近代的超克；作为欧洲近代的超克者的大东亚
- 头山满；玄洋社；内田良平；黑龙会；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犹存社；北一辉；大川周明
- 西乡隆盛；征韩论；山县有朋；伊藤博文；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
- 王道文化；霸道文化；大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亚洲主义光谱
- 丸山真男；竹内好；安川寿之辅；子安宣邦；葛兆光
库内专题来源
- 文明与独立：福泽谕吉政治思想的资产与负债 孙攀河
- 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 韩冬育
- 福泽谕吉的中国观 孙攀河博士论文
- 平石直昭「近代日本の国際秩序観と『アジア主義』」
- 孙攀河：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
- research-翟新东亚同文会与中国-2026-06-16-031635
- research-葛兆光-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2026-06-16-032058
- 战后七十年日本历史认识问题解析_韩东育
联网补充资料
- 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1912-1933, Palgrave Macmillan/Springer, 2018.
- Yuka Hiruma-Kishida, Kenkoku University and the Experience of Pan-Asianism: Education in the Japanese Empire,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 Tim Harper, Underground Asia: Global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Assault on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Tansen Sen and Brian Tsui eds., Beyond Pan-Asianism: Connecting China and India, 1840s-196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Talbot Imlay, “Defining Asian Socialism: The Asian Socialist Conference, Asian Socialists, and the Limits of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1953-1956,”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021.
- 葛兆光：《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修订稿）》，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公开资料，2024。